《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于昨日表决废止。这部实施了10年，对于外来人口存在诸多歧视的法律，将于5月1日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治安管理，将外来人口单列出来进行立法，这有悖于法律的原理和社会功用。不可否认，在犯罪学上流动人口往往体现出高犯罪率的特征，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外来人口都应该是重点防护对象，是二等公民，正如犯罪学上
黑人犯罪率比较高的科学结论绝不能成为以“犯罪控制”为理由而专为黑人立法。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外来人员混杂，犯罪现象较多而“因噎废食”，对外来人口进行有罪推定，总是想着如何“管”好他们。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愈趋人性化和平民化，想用法律来“管”住外来人口，这样的思路其实是从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出发，习惯于公权力运用的方便，实质上把法律看作管人、治人的工具。
一旦为外来人口单独立法，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把外来人口和本地人两者区别对待，显然有歧视的性质。例如我们不能说盲人不能申请驾驶执照的规定是对残疾人的歧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外地人不能做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歧视性规定。因为这样的要求不是专业所必须的，更非对弱者的关怀，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地域歧视。
最好的社会政策其实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破解外来人口犯罪率升高问题，最终出路也在于此。如果政府很好地保护了外来人员的各项权利，让他们能够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本地人一样的福利和社会保障，那么城市的安全也许将得到更深层次的保障。
外来人口管理属“不可立法”，如果确实要重新为外地人口立法的话，那应该立一部权利之法、服务之法，改变由于长期的歧视性政策，外来人口目前处于权利弱势的状态，强化政府服务外来人员的责任。如果以权利为本位来设计针对外来人员的法律和公共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城市的空气不仅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安全的。（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