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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6日08:12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昨日上午,“人民的好公仆”吴天祥、“希望老人”江诗信、排爆英雄毛建东、反贪战士杨耀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何德全在武昌洪山礼堂作了精彩的报告。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永葆共产党员的本色,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用一颗对党忠诚的心、一腔为民爱民的情,为广大党员干部树起了一座丰碑,是我们学习的典范。13年捐资助学路

  武汉市洪山区严西湖渔场离休干部

  江诗信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组图)
1992年3月,我在鄂西北山区采风时,有一天,两个年约8岁正在山坡上放猪的女孩撞进了我的镜头。我问她为啥不去上学?她告诉我,“爸爸病死了,妈妈改嫁了。家里只有我和哥哥,哥哥10岁,在帮人放牛……”这时,村里小学放学了,小女孩赶着猪跟在一群学生娃后面,眼睛里充满了羡慕和辛酸的眼泪。我的心为之一震,拍下了第一张苦孩子的照片。当天下午,我找到这个小女孩的家,掏出80元钱,让这对苦命的兄妹走进了学堂。

  不久,我在鄂东南老革命根据地采风时,又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小姑娘在家门口一边煎药,一边看书,左手一不小心伸进了药罐,一下子烫伤了手,我急忙上前帮小姑娘处理烫伤。交谈中,我得知:小姑娘的爸爸也去世了,妈妈患病常年卧床不起,年幼的她失学在家,扛起了家庭沉重的负担。听到这里,我连忙从不多的路费中挤出100元钱,送给了这个不幸的孩子,让她能够继续读书。

  从此,寻找和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成为我晚年的人生选择。我每年有9个月在鄂、豫、陕三个省15个县市、600多个村庄中奔走,寻访失学儿童。

  13年来,我和家人先后省下7万多元帮扶了230多个山区苦孩子。

  13年来,我先后四次病倒在助学的路上,与死神擦肩而过。

  捐资助学13年,许许多多的感动支撑着我。其一,孩子们的辛酸和纯朴使我感动。我访到的每一个贫困孩子,他们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但是他们都渴望读书。有的孩子来信说,“没有您,我们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大山。”有的孩子来信说,“我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您和那些关心我的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读着孩子们给我的来信,捧着他们给我寄来的成绩单和奖状,我就感到特别的高兴,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其二,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使我感动。随着捐助孩子的增多,家里慢慢入不敷出,一向节俭的老伴开始对我有了怨言。有一次我到红安,把老伴也带去了。老伴看到山区孩子的状况,也深受震撼,当即掏出50元钱给了失学孩子。从那以后,老伴也加入到我捐资助学的行列。为了让我安心助学和节省开支,老伴时常从娘家背来米、油,补贴家用;在渔场附近,老伴开垦了几块荒地种菜,十多年没有到菜场买过蔬菜。老伴自己也资助了一名叫胡彩霞的贫困学生,直到这个孩子参加工作为止。儿子江斌工作不久,就把节假日加班的工资攒下来,资助了5名贫困儿童;姑娘江丽为了让我早日完成帮扶100个孩子读书的心愿,她放弃了上重点高中考大学的机会。

  说起来真是惭愧,这13年来,我几乎没有为家里做过一件事、操过一点心,没有为家里添置过一样东西,没有为老伴或儿女买过一件衣物。家人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一直令我欣慰,使我感动!其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加入使我感动。13年中,全国各地184个单位、2000多人通过我对山区孩子实行了资助。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只有7岁。他们跟我一样,奉献爱心,不求回报。汉阳有一个退休女工,每月只有300多元的收入,看过“苦孩子”展览后,满含热泪地资助了5名失学儿童。退休教师李琴一家5口人,救助了6名贫童。很多大学生,看了影展后,挤出自己的生活费,纷纷与山区孩子“结对”。华中科技大学、武科大等高校还成立了“江诗信爱心接力小组”,爱心接力一届一届往下传。

  我和社会各界捐助的2164名失学儿童中,已有39人在大学深造,还有300多人初中或职校读完后,参加工作或出外打工。他们正在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一言一行也影响着贫困孩子的成长。有一个叫顾彦伟的学生,是我首批捐助的苦孩子,现在他在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月薪1500元左右。这几年来,无论收入多少,他都坚持资助一名贫困学生。还有一名叫熊玲俐的学生,先后三次面临失学,我帮她度过了难关,直到把她送进大学。在大学,她第一个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她说,一位素昧平生的共产党人,为了山区贫苦孩子的学习,寒暑不断,为我们送钱送物。他让我们从小沐浴着党的恩情,我也要像他一样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3年捐资助学之路并不平坦,但我却甘心忍受,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一个老同志和共产党员对社会和人民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今后,我将继续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业做下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武昌区政府巡视员

  吴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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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就是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入党不是为了当官,而是要为群众多做事。

  我参加工作43年,当一般工作人员28年。1983年,区委领导找我谈心想把我的工作动一下。我赶紧说:如果都想几年上一个台阶,一般工作谁来做?领导想要我到区城管办当副主任,我婉言谢绝了。后来,组织上又安排我到区信访办当副主任,并对我说:“那是个苦差,你要作好思想准备。”我回答说:只要是党的工作,再苦再累也要去。共产党员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担任副区长后,工作十分繁忙,但我一直坚持每天早上6点上班,专门接待群众,记了20多本民情日记,还将自己家里电话向社会公开。一次,30多名下岗工人到我家上访,床上、椅子上坐满了,连卫生间也站了3个,中午,我留他们在家里吃饭,一次就下了18斤肉丝面。前些年一天深夜,天下着大雨,高位截瘫的妇女黄冬萍的孩子打来电话,说房子倒了,妈妈埋在里面了,我赶去扒开泥巴,把她救了出来,还带头捐钱,发动大伙献爱心,为她做了一间新房。前些年,起义门社区一化粪池严重阻塞,得要人下去掏,我担心民工下去出危险,便带头跳下去掏粪。共产党员要把心掏给群众多年来,我先后拿出十多万元资助困难群众,先后与数百名困难群众结为穷亲戚,将6名特困户的孩子关心培养上了大学,为7名孤寡老人养老送终。

  解放桥孤老王士荣,我以儿子身份照顾他十多年,老人病了我送他住医院,在医院守了两天两夜,老人临终前念着我的名字,双手摸着我的头,才慢慢闭上双眼。家住白沙洲街的特困下岗工人胡满堂父子俩身患重病,为了给他们治病,我将给女儿结婚的4000元捐了出来,还带人为他们募捐,胡满堂父子流着眼泪说,我们两条命都是共产党给的,共产党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关心帮助群众必须帮到根本上。石竹武前些年夫妻双下岗,家里又遭到火灾,危急时刻,我走进他家,为他提供资助,鼓励他自谋职业,现在他兴办的兴达卷闸防火门厂已有几千万产值。

  为了帮助下岗工人,我将家产拿出来担保,把卖老房子的钱也拿出来了。多年来,我的双休日、黄金周也都用于了帮助下岗工人脱贫。

  群众的心是共产党的根,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把心掏给群众,为党培根。我先后为群众献血25次,达7000多CC。我还准备身后捐献器官和眼角膜,并要求不留骨灰,不留坟墓。活着不占群众一分利,死后不占群众一寸地。共产党员要把私心踏在脚下我为群众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也有不少人给我送情送礼,但每次我都谢绝了。我认为我收了人家一分钱,我就不值一分钱。

  美籍华人班太太从美国写信给我,反映她在首义路的房产受到侵占,要我为她主持公道。我协调有关部门依法维护了她的合法权利,她为了感谢我,从美国寄给我2000美金,被我退了回去。几年后,班太太立下遗嘱,要我继承她的房产,并将产权证、土地证都寄给了我。我将这些房产全部交给了首义路街,建成为老年活动室。

  我时常告诫自己:立业必先立德,当“官”必先做人,掌权必先学法,成才必先正心。

  我分管劳动就业工作多年,从没有安置过一名亲属。我的女儿在家待业时,交通银行一位行长要她到银行工作,但我想到群众的孩子更需要就业,就把一名群众的女儿引到这家银行上了班。一户特困群众住房很紧张,我动员女儿女婿把他们的新房让了出来,和我们一起住,让这家人搬了进去。多年来,我还将奖金、生病时领导和同事们送的营养费都拿出来帮助特困户。

  一个共产党员,你对群众感情有多深,群众对你的感情就有多深。去年,我因病住院,先后到医院看望我的老百姓达几百人,为此,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目前,全武汉市已有上万个吴天祥小组,武汉大学等几十所学校的上万名学生和几十名教授,也参加到这个行列。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共产党员一生就是要用服务、责任、勤奋、开拓、奉献来激励自己,提高自己,燃烧自己。当人民有苦时,会想到你,在人民有难的地方能见到你,你在人民群众眼里才会有形象,才能用自身的形象维护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才配得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矢志不渝写忠诚

  武汉市公安局巡警处特警大队副大队长 毛建东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组图)
  回顾十几年的从警生涯,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要敢于挺身而出,舍生忘死,用实际行动为金盾增光,为党旗添彩。

  1989年我从警校毕业时,赶上武汉市公安局组建特警排爆队,我主动放弃留在机关工作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考核,我如愿成为一名排爆民警。

  排爆工作专业性强,危险系数大,每一次出警,如同与“死神”亲密接触,随时可能粉身碎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忍心将实情告诉母亲,可母亲还是知道了。一天,母亲对我说:“儿子,你爸走得早,妈就你一个儿子,能不能向组织上提出换个岗位?”

  听了母亲的话,我心里很难受,平静了一会儿,我说:“妈,我是您的儿子,别人也是妈妈的儿子,换别人做一样很危险。我的业务素质好,不会有事的。”

  然而,对一个排爆手来说,危险总是时刻存在。

  2000年11月26日晚10时,汉口胜利街繁华地带的一家咖啡厅发现可疑爆炸物。当时我正在家里休息,得知警情后直接赶到现场,迅速投入排爆战斗。经X光机鉴定,确认可疑物为一枚自制炸弹,上面安装了用于起爆的寻呼机。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拆除制式炸弹相对容易,而拆除这种非制式炸弹,危险性极大!我是队长,在这危急时刻,我必须上!我拦住准备上前拆除的主班排爆手,不容置疑地对他说:“很危险,让我来!”然后迅速换上他的排爆服,慢慢靠近爆炸物。就在我看清了连接导线、伸出右手准备拆除的一瞬间,炸弹突然爆炸了,我倒在血泊中,永远地失去了右手……

  回想起受伤后的那段时光,我痛苦过,彷徨过,甚至绝望过。但是,我知道,作为一名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人民警察,必须做到面对困难不低头,遭受挫折不气馁。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我甚至连看一眼伤手的勇气都没有。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没有了右手,生活都难以自理,还能干什么呢?今后该怎么办?

  受伤后的第15天,母亲来到了医院。她强忍着泪水,从头到脚把我仔细地看了一遍,又用手从上至下摸了一遍,然后坐在床头,轻声说:“儿子,只要你还活着,妈就满足了。”

  是啊,我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不就是炸掉了一只右手吗?我还有左手!“爸爸,树叶掉了都可以长出新芽来,你的右手一定也可以长出来的!”“建东,你没有了右手,今后我就是你的右手!”妻子、女儿的话更加坚定了我重新站起来的信心。

  我开始了艰难的康复训练,慢慢克服了身体伤残带来的困难,不久就能用左手吃饭、洗澡、拧毛巾、开车、写字,能用一只手完成以前一双手才能完成的事情。

  半年后,我重返排爆队。经过艰苦训练,我的体能、技能很快得到全面恢复,能完成5公里越野跑,游泳能横渡东湖,一只手能做20个俯卧撑,左手射击5发子弹能打出45环以上好成绩。战友们都说:从前的毛队又回来了!

  回首与暴力犯罪做殊死搏斗的日日夜夜,我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名担任排爆重任的一线民警和基层领导,必须时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练就过硬克敌制胜本领,打造能征善战的排爆精兵,才能出色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这些年来,我与全国各地的排爆同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各地发生和侦破的每一起爆炸案件,我总是想方设法获取详细资料,逐一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心理,逐个琢磨爆炸物的制造结构、处置方法。为了能看懂外文资料,了解当今世界恐怖爆炸犯罪活动的新情况,我自学了英语,攻读了公安大学研究生。

  担任副大队长后,我十分注意做好新队员的传帮带。在自己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结合当前治安形势,先后撰写了《新形势下爆炸犯罪活动特点及对策研究》、《排爆工作规范》、《爆炸物处置程序》等文章,以此为教材,每周给队员讲两次理论课,给队员们作示范,提高了全队处置危爆警情的整体水平和排爆安全系数。

  近年来,我们排爆队参加处置了一系列艰难的排爆战斗,无一失误,无一伤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9名队员中有7人荣记个人二、三等功,30余人次受到嘉奖。排爆队被武汉市命名为“毛建东排爆突击队”,成为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窗口,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无悔的人生追求

  武汉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

  杨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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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了17年侦查贪污贿赂案件的工作,面对形形色色、贪欲熏心的腐败分子,我不敢懈怠,始终和战友们战斗在反贪第一线。

  1991年夏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经过内查外调,侦破了一起黄金采购中的集体受贿案。但是,更艰难的任务摆在面前,行贿方在哪里?受贿者交代,卖方叫阿童,是专门走私黄金的黑道老大。

  如果抓不到阿童,掌握不了他的行贿事实,就难以印证受贿的事实。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化装成黄金贩子引蛇出洞。我告诉家人“要出差几天”。看着女儿天真的眼睛,想到此去卧底侦查,前途未卜,心头有点酸。临行前,我对领导说:“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后事就拜托了。”

  时值6月,阳光暴晒,酷热难耐,我们每天吃着盒饭,夜以继日蹲守在阿童的住址附近。

  我提着从深圳警方借的13万元现金,经阿童查验后约定第三天交易。不料我们依约前去时,阿童说:“货没到,你们回去吧。”警方分析可能被发现了,撤走了警力与现金。谁知,20分钟后,阿童打来电话:“马上来取货。”我一边以问路为由拖延时间,一边与警方联系,迅速送钱,部署警力。

  一踏进交接点,凶悍的马仔立即堵住门,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阿童拉开席梦思,掏出大包黄金。我想“这次你可跑不了了”,心里真是一阵狂喜,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一刹那,民警端枪破门而入,将阿童等5人一网打尽,当场收缴黄金1400多克,两起受贿窝案告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贪,不仅仅要靠勇气,还要讲智慧和谋略。

  1998年3月,几名群众慕名找到我,举报某国有保险公司总经理戴某贪污、受贿。我当即组织力量侦查,很快查到了戴某虚报冒领的票据。第一次正面交锋,面对我们出示的证据,戴某不慌不忙地说:“这些票据是用于公务接待的,我手里还有一大堆没有报销的呢。”

  我们一时难辨真伪,只好让他走了。在他的一份汽车理赔档案中,我们发现照片上的实物与理赔标的物是拼凑而成的。所以,第二次把他“请”来,戴某却说,是为一个关系户办的假理赔。我们迅速找到这个人,查实戴某这次确实没有贪污受贿嫌疑。这时,有的干警沉不住气了,认为没什么查头。但我发现戴某的口气比上次软得多,他心虚了。

  分析两次查案过程,我认为该公司的汽车理赔业务相当混乱,肯定隐藏着问题,遂从理赔程序是否违法、理赔手续是否完备等方面,彻底清查该公司近3年所有汽车理赔账目,并在外围调查戴某的家人及其业务往来单位。看到我们的反腐决心,有群众主动举报,戴某的侄子开出租车,曾经出过车祸,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子后来修得完好如新。一查,戴某“移花接木”,贪污了单位的理赔金2万余元,用于给自己修车。戴某第三次被请来,老实交代了数万元的贪污案。

  随着职务的变动,我愈来愈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不仅要办好案子,还要带好队伍,研究侦查技战术,将个人反贪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提高整体作战水平。

  我写的《试论反贪侦查首次讯问快速切入主题的方法》、《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心理动摇面面观》等论文,在全国引起积极反响,被干警们称为“反贪孙子兵法”。

  我把反贪看作一个治病的过程,在惩治腐败的同时,更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

  在查处某国有公司经理容某与某银行干部共同挪用公款200万元的大案时,我发现该行在资金、账号管理、审批环节上的许多漏洞,当即提出一套整改意见,帮助建立新的风险防范制度;

  在查处某国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张某贪污受贿案时,我们及时与政府职能部门取得联系,追回了被犯罪嫌疑人流失掉的1亿多元的国有资产;

  某大型企业技术部门、业务部门的两个经理分别被查处,我们合理办案,使其原材料供应、技术改造未受影响。该企业负责人感激地说:“你们帮了大忙,厂里生产总值和利润上升了16%。”

  从事反贪工作这些年来,体会最深的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人民检察官,不论是对事业、家庭,还是对社会,都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各种诱惑,这样获得的幸福,才是真实而长久的。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南漳县民政局党组书记 何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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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员只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一流的业绩。

  1996年8月,我听说,一位双目失明的五保老人煮稀饭时,一只老鼠掉进锅里,吃到嘴里才发现。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

  我决定在每个乡镇建一所福利院,对五保老人实行集中供养。我们与各乡镇反复协商,利用闲置资产建福利院,仅此一项就节约资金近千万元。我们又在上级民政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发行彩票、社会捐助、乡镇调剂、县财政支持等办法,共筹集资金1000多万元。两年时间,全县所有乡镇都建成了福利院,对1500名老人实行了集中供养,在全省率先普及了农村福利院。

  2000年春节前,我到一个村走访优抚对象,有5名复员军人反映,补助款还没到手。我立即组织4个调查组,在全县开展调查,发现优抚资金发放中间环节多,拖欠和抵扣现象时有发生。我果断决定,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对抚恤补助款实行银行直达个人账户的发放。其后,又实行了军属优待款直达、五保供养金直达、低保金直达。这四个“直达”使四种专项资金的到户率都达到了100%,群众非常满意,先后被国家民政部、省财政厅、民政厅在全国、全省推广。

  我县有3000多名老复员军人,看病难是个突出问题。我们依托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和信誉好的个体诊所,达成了看病只收药费,免收其他费用的协议,在各乡镇建立了优抚对象医疗诊所。2003年,我们又为不享受公费医疗的优抚对象办理了团体医疗保险,每人每年可报销1000元常见病的医疗费和2000元的意外伤害医疗费。共产党员要时刻把群众装在心中,把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

  一天,我路过板桥镇宋家坪村冯泽菊的家门口,听到哭声。进去一问,得知冯泽菊患了子宫瘤,需要做手术。猪卖了,牛也卖了,亲戚朋友借遍了,住院费还差2000多块。我急忙与4名同行的干部凑齐了2000元,派两名干部送她到县医院做手术,并轮流给她送饭。当时正是夏收季节,为让她在医院安心治病,我和村支部书记带领村里10多名党员帮她干完了农活。冯泽菊手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好,现在成了村里的富裕户。

  1995年8月,农民余光中搭我的便车送儿子余奎到武汉上大学。第二天下午,父子俩带着行李垂头丧气地找到我,让我把他们带回家。我问怎么回事,余奎说:“报名钱不够,不读了。”我二话没说,就起身到南漳县驻汉办事处,以个人名义借了4000元交给他。余奎毕业后在一家大公司上班,月薪近五千元,家庭经济条件大大改善。

  14年来,我走遍了全县275个村和半数以上的村民小组,走访农户和优抚对象上万户,看望了1000多位五保老人。先后给11名贫困学生捐过款,包扶2名贫困学生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帮助14个贫困农民治好了病。

  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权力大小,都要用来为人民办实事,不能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不能干让群众戳脊梁骨的事。

  当局长后,我的小妹妹何德峰因工厂倒闭失业了。分管彩票销售的副局长找到我,建议把她安排到局下属单位搞彩票销售,我没同意。

  我当局长十几年来,没有在本系统安排一名亲属,但是,我却将70多名优抚对象子女、民政系统待业子女安排了工作。

  我当局长期间,父母一直住在三间土坯房里,直到父亲病故。这些年来,全县民政系统基建项目有几千万元,一些建筑老板主动提出要帮我父母建房,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2001年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袭击了南漳,全县住房倒光的有900多户。我在城关镇李家院村检查灾后重建时,发现陈群的爱人有病,既缺钱又请不到帮工。我回到局里组织干部职工捐款8400元,购买建筑材料,又带领50多名干部自带干粮,为陈群帮工建房。

  14年来,我经手使用的资金1亿多元,没有一笔违纪。全县民政系统没有一个违法违纪的,局机关干部都先后受过表彰。

  这些年来,我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平凡的事,虽然苦点、累点,但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称赞,我觉得很满足,因为人民满意是对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奖赏!

  本版图片均为记者王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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