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建和谐社会最大挑战是建立社保体系

　　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唐勇

　　陈志武先生是美国著名华裔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虽然常年身在美国，但陈志武一直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颇有独到之处。就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建立和谐社会这个

话题，人民网驻美国记者唐勇日前对陈志武进行了独家采访。

　　记者：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美国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陈志武：美国社会历来以人为本，其发展方针包含几个基本原则。第一、美国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以市场为主导，以此实现以人为本。由市场来决定应该发展什么、哪里是发展重点、人们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等等。从市场供求的基本规律来看，其核心的内容是了解人们（即市场）的需求，了解市场的需求其实就是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管是核心的需要还是相对次要的需要，都如此。市场根据老百姓的需求去生产、去制造、去销售，满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了解了市场需求的人也就获得了相应的利润。第二、按照美国经验，“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观首先是要让每个人“有所有”（ownership）。在中国实现“以人为本”的最根本基础也应该是让私人拥有更多的产权，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所有”。个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本”，如果没有这个“本”，其它都无从谈起。让个人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产权，让私人产权的空间达到最大，为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提供最起码的产权保障，这些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自己的尊严，才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才有自己的自由度。如果人们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那么就没有以人为本的可能了，就变成“以官为本”或者“以行政权力为本”了。

　　记者：在这方面，美国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陈志武：美国的经验就是两条，第一、让市场去了解人们的核心需求，根据人们的核心需求相应地去生产制造他们需要的东西。从今天中国的现状来看，也证明了美国的经验是正确的。不要人为地去干涉市场活动，要由市场去了解人们到底需要什么，让市场去满足他们的需要。第二、人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需要，也最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们需要自己的尊严和生活空间，要获得这些保障就是让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同时私有财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前苏联、中国、东欧一些国家过去的经验证明，人为地去设计、计划出来的发展往往导致糟糕的结局。而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主导型经济则带给他们老百姓以最大的富足和和谐的社会。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当年计划经济的失败则证明，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观。如果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而是人为地强行介入，那反而只能扭曲社会的和谐，这种扭曲让部分人占便宜，让另一部分人牺牲很大。当牺牲和占便宜的情况越来越恶化，越来越极端了以后，会导致一个不和谐的社会。这是美国整个经验的一个总结。

　　记者：美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的？

　　陈志武：要使经济社会得到综合发展，按照美国的经验，最理想的方式还是要以市场为主导。市场似乎只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怎么会跟综合发展、文化发展有关呢？美国诸如慈善、宗教、文化、博物馆等领域，要么是靠非盈利的捐献来运作，要么是由盈利的公司来运作，如迪斯尼、时代华纳等，他们做出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市场，发行了大量的唱片、电影、出版物等，这些企业也跟其他企业一样，一旦市场化以后，这些企业和企业家就有激励去了解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根据需要推出相应的文化产品。在文化发展方面，美国的经验是由市场去了解发现市场对文化的需求是什么。在经济发展上升以后，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自然会上升。如果给市场充分的发展空间的话，美国实践证明，这些文化的需求、文化的进步甚至政治的发展都会相应地跟上来，不过，所有这一切的核心还是市场。

　　美国的经验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让老百姓的直接参政、议政是很重要的方面，同时，政府决策要程序化和透明化，不然，政治文明不可能进步。

　　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的存在是美国社会达到和谐的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不能完全依赖政府。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庞大，每年向他们的捐款额达到上千亿美元。美国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对穷人、不幸的人、教育机会较少的人进行救济的工作主要由民间组织、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来做，他们比政府更了解这些群体的需要，知道他们需要哪些帮助。同时，这些非政府组织对这些工作有天然的兴趣，又具备做这些工作的专长，相比于政府部门，他们做这些事情做得更好，也更有效率。中国要实现和谐社会，绝对不能只依靠政府的力量，要开放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空间，让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帮助穷人、文盲、不幸的人等弱势群体。

　　记者：我注意到，美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异，很多地方乡村甚至比城市发展得还好。美国是如何改善城乡关系的？

　　陈志武：如何改善城乡关系，美国经验依然是由市场来调节，加上少量对农村的补贴。在美国没有户籍制，没有城乡迁移限制，只要是美国公民，不管你是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农场还是纽约市区，迁居方面是绝对自由。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自由迁居、就业机会平等，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市场的力量赚取更多的收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城市机会多一些，乡村机会少一些。如果在城市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就会引导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个过程到最后，可能是那些不喜欢城市的人留在或者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喜欢这种生活。城乡间的均衡点不是靠政府的政策强制地把资源配置到没有多少机会的农村去，那样会浪费诸多宝贵资源，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而且使社会停滞不前。如果知道一个地区没有发展前途，美国政府不会在那样的地方做任何投入，而是去引导，帮助这个地方的人，给他们提供再就业的教育，让他们自己去选择移民到其他机会更多的地区或者城市。这依然是通过市场为主导的自由选择来决定城乡发展的格局。

　　记者：美国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它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环境保护的？

　　陈志武：美国环境的优美是众所周知的，而私人产权是美国环境得到保护的一个重要条件。美国也通过税收立法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增加税收或者进行特别审批，以此来保护环境或说减少污染。另外，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由自愿的个人组织起来的环境保护组织，发起各种强有力的活动，对那些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带来强大的约束力。

　　从美国的经验看，要使环境得到保护，私人产权很重要。如果能让个人或者说民间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空间达到最大，那么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的程度会被尽可能地控制到最低。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土地私有和财产私有之下，污染和环境破坏就没有了，只要继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环境破坏就不可避免，但破坏程度会因财产的公有还是私有而有较大的差别。通过土地与财产的私有，人们会有激励不去随意糟蹋环境，私人产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把破坏尽量降到最低的制约机制。美国经验表明，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非常自然而且直接的办法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私人所有程度尽量达到最大。

　　记者：为了建立和谐社会，中国今天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志武：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第一个挑战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现有的社保体系进行完善和充实。这个社保体系不仅仅针对城市居民，而是要针对包括农村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让每个人总能获得维持生存的最基本所需，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和谐社会的起码条件。就目前来说，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很大挑战是资金缺乏，在目前转轨期间，可以通过国有资产的转让、拍卖来充实社保账户。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降低各个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减少行政管制，放开对民间个人、民营企业融资机会的限制。和谐社会的另一个最核心的基石是机会均等，就业机会是不是均等？教育机会是不是均等？创业机会是不是均等？融资机会是不是均等？这些是不是受到过分的管制？这些管制是否使得不同的群体、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待遇？如果老百姓不能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创业机会和融资机会，那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综合、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进一步放松行政管制是通向实现和谐社会、综合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今天中国社会所处的状态跟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历很相似。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80％的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19世纪上半叶美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但随着19世纪中期铁路的发展，把美国内陆不同地方连接起来，使大陆之间的流通速度加快，通过火车、轮船等各种交通工具的使用，人们的流动性大为增加，同时工业基础也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到1900年时，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了。

　　在美国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时候，人们也像中国农业社会时一样，以家族、宗族作为为社会保障、互相保险、互相借贷、互相帮助的核心社会经济组织，对于实现人们的保障，家族、宗族在19世纪初的美国占据主要地位，成为实现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功能的主要组织。但随着19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的深化，铁路网络的建立，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原来居住在周围的家族成员都分散到全美各个地方，传统的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互相帮助的体系就瓦解了。当1930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失业率高达25％以上时，美国人发现社会太脆弱了，原来依赖的以家族为中心的传统保障体系不起作用了。这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强烈的冲击，在那次经济危机之后的1933年和1935年之间罗斯福实施新政，颁布了一系列立法如《社会保障法》、《证券法》、《银行法》等，为此后美国社会的社会保障、证券金融发展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法律架构，通过法律手段使得美国公民拥有社会保障体系，同时美国公民也从发达的证券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安排自己未来生活的金融品种。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成功地从一个和谐的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工业社会。

　　农业社会要达到和谐，有家族为基础的互相帮助、互相保障体系就够了，而工业社会要达到和谐需要外在的保障，需要金融市场和退休金体系提供帮助。今天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建立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航空网络、通信网络，这使得中国像19世纪末的美国一样，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了，各个地方的就业机会也比以前增加了很多。这种流动性使得中国社会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家族、宗族保护体系来获得保障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依赖家族、宗族作为保障的体系已经不够用了。这对中国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不亚于20世纪初的美国。中国正处于从原来和谐的农业社会走向和谐的工业社会的过渡期，要依赖外部的金融证券体系、外部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保障，不能再依靠以家族为主体的保障体系，这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要求通过实质性的制度机制变革给证券金融市场、社保体系的发展创造最充分的条件。

　　对于正处于从和谐的农业社会向和谐的工业社会转型的中国，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必须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为了保证底线生活水平；二是发展金融证券品种，让人们通过选择相应的金融证券组合来确保未来经济安全、生活安全和收入安全，使人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生活得很好。第三、一定要在整个社会实现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创业机会、融资机会的平等。这些都呼唤实质性的制度机制变革。（人民网华盛顿3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