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在今天已经渗透了社会的各个权力场。在官场上，性贿赂是干部腐败的起点，众多贪官前赴后继而“身死花架下”；在“市场”上，国有企业亏损的背后往往都是“多品种的性服务”；而在足球场上，俱乐部与裁判之间不仅蒙上了“性贿赂”的阴影，这种交易甚至成了足球界的一大潜规则（《华夏时报》、《洛阳晚报》等媒体2005年3月20日）。
“性贿赂”，无疑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词汇。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将“非财产性利
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也就是说，“性贿赂”应该属于“非财产性利益”，并应受到惩处。有关性贿赂是不是一种贿赂，是否应该“入罪”，我国法学界争论不休。早在2001年，就有人大代表建议《刑法》增加“性贿赂罪”的条款。虽然该提议最后不了了之，但有关性贿赂是不是贿赂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许多学者认为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有专家指出，为了“尽量减少司法腐败的机会”，立法者宁愿把性贿赂推给党政纪律和“道德法庭”，也不跟国际接轨。其实，哪一种罪行的定义又能够涵盖一切犯罪行为？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出于现实考量，国家选择了“性贿赂”的非罪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将性贿赂内容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这是大势所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贿赂罪的主体由国家权力机关进一步扩大至国家机关，后来又增设了单位贿赂犯罪，同时，多次通过条例提高刑期、刑种。这些的确起到了一定打击预防腐败的作用。但是，一味扩大主体范围、增加刑罚严厉程度只是一种单边预防。虽然在执行有关法律的过程中，人们担心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扩大不可避免会产生，但面对困难，我们不能消极地回避，而应迎头痛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