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上街的“治安形势好转”

　　◎张培元

　　虽然广州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重点地区治安秩序好转，刑事发案、“两抢”案件等都有很大降低，但该市人大代表们仍提出尖锐的批评，不少代表都有自己或身边人被抢的经历。黎淑萍代表说，她天天在珠江新城商检局大楼办证，这里80％的女同志被抢过。她每次在黄埔大道等路段坐车都提心吊胆，经常有五六个一伙的小偷在光天化日下行凶。据

陈彦文代表反映，他所在公司只有200多人，去年一年就有49人次遭遇偷、抢或入室盗窃。很多人是抢了一次破不了案，下次就不愿报案了，因此这49次被抢被盗案，只有9次报案（新闻详见《南方都市报》）。

　　两个人大代表讲的都是亲身经历，更具说服力。一个商检局大楼，80%的女同志被抢过；一个只有200多人的公司，就有49人次遭偷遇抢。这怎么能说是“治安秩序好转”，各类案件发案率都有很大降低呢？从陈彦文所举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端倪：49次案件只有9次报案，这或许就是“两抢”案件等发案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治安形势好转，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普通民众不仅没感觉到，仍然不敢随便上街。政府的绩效考量，与群众实际感受相去甚远，矛盾撞击中显现了广州本地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真实状况，也暴露出政绩考核的软肋。

　　且不说一般人的感受，此次人代会上，就连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也自爆“被抢”经历。这份难以让人增加安全感的“治安形势好转”评语，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社会治安的考评机制不够客观，自考自评，偏离了真实情况；二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门在治安防范上处置不够得力，对安全隐患缺乏全面掌握，一系列案件高发时段、高发区间、高发地点，构成了一幅长期无改观的“治安隐患地图”。这张另类地图上，标满了警方应急反应中的迟钝点和不作为点。

　　群众不敢上街的“治安形势好转”，宣告了现行“数字化”政绩的不足与局限。不只是广州，很多地方习惯于拿破案率、发案率来考核工作成绩。现在来看，漏洞无限。一个规模不大的企业，差不多1/4的人被盗被抢，让200人充分感受到了“发案率”之高。由于报了案也得不到处理，绝大多数人不愿再费周折找公安部门汇报了，于是“49次案件只有9次报案”。警方记录中的“发案率”随之降低，其实它降低的并非是真实的发案率，而是公众对社会治安的信心。公众安全感是高是低，公众心里最清楚，政府拿几个不充分的数据推出“治安形势好转”结论，以偏概全，肯定难以服众。

　　经济上去了，治安下来了，是某些地方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窘态。对于这些发展中遇到的治安瓶颈问题，政府部门不必讳言，应该向群众说清楚、讲明白，并且问计于民，求得公众理解，以盘活警力资源、发动群众力量，构筑全社会的治安防线。社会治安形势下滑，到了连堂堂副市长也被抢的地步，还含糊其辞地夸耀“治安形势好转”，引起人大代表们的激烈反应，是有关政府部门自找“苦”吃。在代表们的问责下，希望他们能够以“苦”为鉴，查找“苦”源，挖掉“苦”根，早日解决“让群众放心上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