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政：不搞迎来送往陪餐吃请文山会海

　　国务院施政新理念半月谈记者 贺大为

　　“国务院成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从人员，不要地方负责人到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分界处迎送”，“不要陪餐，不吃请，不收礼”。“国务院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全国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2005年初，温家宝总理主持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并且主动公之于众。人们由此得以知晓

国务院领导们的日常行政规则。

　　再三修正工作规则是新一届国务院政府创新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国务院自觉推进施政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国家各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提供了生动的示范。当我们拉近镜头细致观察国务院两年来的工作时，可以发现这个班子鲜明的集体性格特征，蕴涵在其中的一系列执政新理念已产生出显著的行政绩效，而从中共享福祉的则是全中国13亿人民。

　　创新行政规制，打造法治政府

　　“这是依法行政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2003年《国务院工作规则》刚一出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授应松年就敏锐地察觉出这一细微的变化，并将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同年6月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同年7月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举措与之联系起来，认为从中“可以看出新一届政府致力于推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和行动”。

　　作为政府规范自身活动的要求，政府工作规则并非必须公布。国务院之所以公布规则，既是为了自律，更是为了接受他律，即让全社会来监督自己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些规则。

　　这种进步还表现在新一届政府在履新之初即取消了相沿已久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说：“总理办公会议只是加强沟通的‘碰头会’，本来不具备决策功能，可是长期以来，成了法律规定以外的另一种决策会议。这是不符合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因此，取消总理办公会议有利于淡化决策的人治色彩。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审批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国务院带头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政府自我革命”。截至2004年底，国务院各部门的审批事项已减少48．9％。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各地方省长、市长们也行动起来，一年中共取消或调整审批项目约1800项。

　　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用十年左右打造法治政府。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认为：“国务院如何作为，对地方各级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创新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

　　200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一上任就遭遇了非典危机的考验。紧急关头，中央果断采取措施：“免去张文康同志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同志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随后，约有上千名官员被一一查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持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

　　问责制一词由此进入公众的视野。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制的启动，恢复了政府的公信力，成为中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

　　两年间，国务院对失职官员的问责不断推进。2004年4月14日，国务院召开议题为严肃处理三起特大安全事故的常务会议。监察部在会上汇报了发生在重庆开县的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北京市密云县特大伤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情况。会议讨论决定，接受马富才辞去中石油总经理职务的请求。密云县县长和吉林市市长也相继去职。

　　“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严厉的措辞彰显出平民总理刚性的一面，彰显出本届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江苏省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湖南省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矿难、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矿难等等，都是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处理决定或批准同意处理的。而安徽阜阳劣质婴儿奶粉事件则经总理直接批示后，由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到当地进行查处，继而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清剿风暴。

　　与责任政府目标相关联，国务院致力于强化行政监督，打造廉洁政府。“我代表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表示，要自觉接受地方、部门、社会各方面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这样承诺。

　　创新决策机制，打造学习型政府

　　“各部门提请国务院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要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在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这是《国务院工作规则》关于如何实现科学决策的制度设计。

　　新一届中央政府组建4个月内，总理就主持召开了各方面专家座谈会6次，胡鞍钢、刘树成等知名学者都曾在国务院领导面前纵论政经大势。“在座谈会上，总理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问我们的年龄！”回想起2003年6月27日的经济形势座谈会，陈淮博士记忆犹新。“在场专家如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所长等人都是50岁上下，总理笑着对他们说：‘人一近60岁，思想就容易保守，所以要接受新知识、新事物。你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所以请你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总理的开明态度促进了政府与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新版《信访条例》出台之前，长期研究信访问题的中国社科院于建嵘研究员走进了中南海北门旁的国务院法制办。在这里于建嵘看到了自己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信，上面多了一些批示。“您提出的保障信访人权益、不能建立两访终访制等关键意见，我们都认真采纳了。”负责条例修订的国务院法制办汪永清副主任诚恳地表示，“您提的有些意见很有道理，但一时做不到，等将来条件成熟了再说。”于建嵘告诉半月谈记者，决策机构和学者及群众的沟通无疑有助于立法质量的提高。

　　为了提高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国务院还将集体学习制度化。国务院分别于2003年8月、11月，2004年3月、8月举办了四次学习讲座，内容分别涉及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行政许可法、宪法和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四次会议都是由总理亲自主持，由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主讲。总理要求：“国务院组成人员和各部门领导干部都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定时间学习。”

　　创新民本观，打造服务型政府

　　两年来，国务院组成人员亲民的作风在全国上下有口皆碑，温家宝总理更是赢得了“平民总理”的赞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本届中央政府执政为民的民生情结处处流露。

　　“跟总理一起出差调研民生问题是比较辛苦的。”曾随总理调研采访的记者私下表示。2003年10月24日至26日，温家宝总理赴重庆、湖北三峡库区考察。《总理为农民追工钱》一稿的摄影记者刘卫兵回忆起那次非常之旅：“采访中，总理经常临时决定停车，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24日下午5时许，我们随温家宝总理乘面包车去云阳县调研。沿途山间公路蜿蜒曲折，奔波了近一天的我们大都已经闭上眼睛休息。猛然间，我们的面包车停了下来。‘后边总理的面包车没跟上来。’警察大声告诉我们。‘赶紧回！’我们的车子一个急转弯，沿着来时的山路往回赶。我们钻进柑橘林，来到一处略显破旧的农舍前。此时，温总理正坐在木凳上和村民交谈，那场面就像是农家人干完活围在一起闲聊天。在总理的鼓励下，村民熊德明终于说出了包工头欠他们工钱一直没还的问题。”

　　“中夜四五叹，深为大国忧”，为抗击突如其来的非典，温家宝总理夜不能寐，有时泪流满面。为此，中央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农民（包括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验、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实行免费。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最挂念的问题。两年中，直接涉及“三农”问题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频频召开：2003年10月21日，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12月3日，总理主持召开常务会议继续深入研究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关问题。两次会议直接催生了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

　　去年6月和11月，国务院先后两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化农村税费政策试点工作。在今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传来提速喜讯：“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

　　矿难问题也是国务院密切关注的一大民生焦点。2005年元旦，总理从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出来之后，直飞陕西省铜川市。元月2日一早，总理赶到不久前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煤矿，向遇难者灵堂鞠躬致哀。他对遇难者牛铁奇的家属说：“你们虽然失去了一位亲人，北京还有你们的亲人，我就是你们的亲人。”

　　面对频发的矿难，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安全生产会议不断加重语气。今年2月25日，受总理委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报告安全生产情况，表示从投入、技术、装备、体制、机制、管理等方面标本兼治，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势头。

　　拖欠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已基本偿还，建筑领域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绝大部分已经偿还，一批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问题得到处理……两年间，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和对民生之本的求解成为本届政府工作的一大亮点。

　　在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政府职能日益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

　　（编辑：黄海燕）（来源：半月谈内部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