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却的记忆 60年前的少年空军古稀之年重聚

　　信报记者邓萍/文黄伟/图

　　3月29日，记者如约来到重庆马家堡海军办事处。

　　想象中，5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空军幼年学校的老人当是高大魁梧、精神矍铄。

　　电话通了之后，两个戴兰色帽子的老人齐齐走来，帽子上印着“AFPS”(空军预备学校的缩写)，果然和记者想 象的一样。

　　是王福源家，另有三个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记者向他们鞠躬，他们立刻都站了起来。

　　还没坐定，老人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发言”，听力不好的张力老人很着急，把手放在耳朵上，躬身搜索每一处声音 。

　　他们要给我讲一段60年前的历史，现在见证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口和记者的笔还原、并 传承这段历史。

　　谈话开始和最后很巧合：他们都用了一句话——对日本是要随时警惕的。

　　那天日本的飞机在城市的上空盘旋，三辆大卡车上装满了80多个12—15岁的少年，“天下起大雨，打在身上， 我们却目光如炬，汽车驶过老成渝路，载我们抵达空军幼年学校——四川灌县蒲阳场……”

　　3月29日，重庆海军办事处家属院这一套三居室里，面对记者，重新回到和平年代的5位老人把记忆拉向他们的少 年时代。

　　少年的眼睛

　　没有清澈

　　75岁的欧阳万里如今已是重庆大学的教授、光学专家。考空军幼年学校时年仅14岁半。

　　1944年他在重庆树人中学(现八中)上初一。2005年的某一天他在网上浏览，点到一张触目惊心的日军侵华 图片。“我飞快将鼠标移走，我不忍再次目睹，因为我知道，尽管日本否认，但这些都是真的。”

　　欧阳万里称他对日本的认识来源于轰炸。“落在重庆哪一处，只要我看见的，至今都记得。躲在磁器口，我看见炸弹 炸南开中学，躲在化龙桥，对面磐溪开了花……学校转移到郊外的白市驿，我的一个同学星期天回城，就再也没回来，全家人 闷死在大隧道。”

　　阮树华全家当年是从越南逃到重庆的。他担心自己日渐衰老，难以表达，于是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纸上——

　　1941年的夏天，火辣辣的太阳，天空无云，这是敌机常来空袭的日子。我们随时准备好干粮，警报一响，我们就 可以很快往郊外跑。有一天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警报突然响起，妈妈有病，她急忙叫我背上才两岁的小弟弟，拉着八岁的 二弟赶紧出城躲警报，妹妹留下来陪她。我立刻带着两个弟弟往城外跑，一路上很多人朝着不远处一个小树林和坟山坡拼命地 跑。当我们跑到坟坡时，日本的飞机已经在头顶上了。也许是敌机发现了人群，开始用机枪向树林和地面上扫射。紧急关头， 我和弟弟滚进了两个大坟墓中间的狭缝里。12岁的我伏两个弟弟身上，心想这样可以挡住枪弹保护弟弟，一阵枪弹从我们头 上掠过，飞起的尘土落在我们身上。弟弟很懂事，一点不吭声，也不动。敌机飞走了，树林和荒坡上，被击中的人很多。我背 起弟弟又往家赶，路上都是死伤者，城里的中心街道在燃烧，我牵挂母亲和妹妹，回到家，妈妈和妹妹正焦急地在门口等我们 ，见面一句话也没说，大家只是流泪……

　　欧阳万里和阮树华在这座城市惶恐躲避炸弹时，和他们差不多一样大的还有张力、王福源、周志兴，他们也在经历这 样恐怖的童年或者少年时代。

　　“警报、轰炸、尸体”，他们的眼睛没有清澈过。

　　热血少年

　　出征

　　1943年，周志兴被母亲送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位于四川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为了抗日，这个学校应时而生 。

　　周志兴的祖父是前清举人，曾任知府。父亲早年留学日本稻田大学，任司法官。母亲也身出名门。抗战初期全家逃难 到重庆，二哥周志开是空军，当时驻防重庆白市驿机场。根据记载：1943年，周志开单机出发，油用完了，降落梁山准备 加油后返航。正好敌机来袭，他立即跳上另一架飞机。这时，敌机已经到了头顶上，炸弹投掷在跑道区。周志开像火焚中的凤 凰，顾不得扣上保险伞，连座仓盖都没关上，即紧急升空转弯，与敌机作殊死搏斗，20分钟内，击落敌机三架。同年12月 14日，单机前往鄂西一带侦察敌情，遇上敌机，空中负伤，返航时座机失事殉职。

　　周志开成为抗日烈士，母亲二话没说，将13岁的周志兴送到空军幼年学校。

　　1944年夏天，同在一座城市的欧阳万里、张力、王福源、阮树人4人也得到这个消息：12——15岁的小学毕 业生，可以报考空军幼年学校。

　　他们毫不犹豫报了名，尽管当时大家都知道，抗日前线中，死伤最为惨重的是空军。

　　在历经三十多项测试之后，他们成千上万名热血少年中脱颖而出，踏上去空军幼年学校的路。

　　出发点在重庆浮图关，街上满目疮痍，墙上有招贴画：一个日本兵，一手提战刀，一手提着中国人的人头。大雨浇打 着没有篷布遮挡的汽车，少年们昂首挺胸，心中如火：我要开飞机，打日本。

　　学校在四川灌县蒲阳场的山沟里。组建当初，旁边的大明寺作为宿舍，附近豪绅的大院做成教室，到他们第五期时， 山坡上已经盖满了营房一样的茅草棚。

　　他们被剃成光头，穿上童子军军装。虽然条件极端艰苦，但他们在这里接受的是极其全面的教育。除了初、高中的文 化课之外，他们学习航空常识、初级滑翔等航空基础课。此外，还要接受最严格的军事训练。

　　学校每年进行一次淘汰，考察项目包括学生的体格、操行，不合格者，都将被淘汰。合格者完成六年的学业，即被送 往空军军官学校接受训练，参加战争。

　　战争

　　嘎然结束

　　1945年，抗战结束。他们又遗憾又高兴：遗憾的是，没有亲自上战场炸日本；高兴的是，战争早一天结束，同胞 们早一天结束苦难。

　　一直到1949年，学校将迁往台湾，大约五分之二的人去了台湾、五分之一去了海外、五分之二留在大陆。5个人 都选择回到重庆，开始另外一种人身。

　　周志兴：从学校出来后，参加空军，之后到重庆大学读书，到西南师范大学工作，直到退休。

　　欧阳万里：离校后回家继续上学，后考上长春大学，毕业后分到重庆大学物理系，成为光学专家。

　　阮树华：到南京读高中，随后内战开始，又回到重庆。1949年，解放后参军，在部队文工团，之后调到重庆市文 工团、市杂技团、最后大渡口区粮食局退休。

　　张力：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与同是志愿军的女兵结婚，这对革命夫妻恩爱至今。到年老退休前，张力在重庆石棉 制品厂，现听力不济、身体欠佳，患二期矽肺。

　　王福源：离开空军幼年学校后，回家继续读书，之后考上西南财政学校，毕业后分到南充、之后又调巴中、达县专区 任税务局长，后在达县税务学校退休。

　　我们

　　雄心未了

　　五个人最终都没飞上蓝天，实现“开飞机，炸日本”的夙愿。但阅人无数、经历沧桑的他们惟独对空军幼年学校这段 经历刻骨铭心，都为当年投身抗战行列感到自豪。他们从90年代开始寻找各地同学，之后逐渐从重庆扩大到外地，到海内外 。

　　如今年老在家，他们抗日情结不减当年。上网、看报、“抗战六十周年纪念”、“日本教材颠倒黑白”、“日本要成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小学课本删掉了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信息都能让他们愤怒和激动。

　　他们骑自行车去蒲阳，一路宣传当年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英勇；空幼各地都有同学联谊会，他们捐款100多万，成 立“蒲阳基金”，每年将利息奖励给蒲阳当地的好学生、好老师；他们还在蒲阳建成幼鹰小学……

　　他们的担忧很多，最大的担忧是年轻一代正在忘记历史。

　　“日本是随时都要警惕的！”这是他们一身奉行的准则，也是对后辈的忠告。

　　-新闻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空军英勇抗击日寇，取得了可喜的战绩，涌现出高

　　志航等一大批抗日空军英雄。鉴于当时的形势，前苏联派驻中国的空军总顾问帕尔霍明科向中国航空委员会建议，是 否可以仿效苏联“那西莫夫”少年海军学校的模式，从抗战长远考虑，设立少年空军学校。建议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叶建英、 张治中、白崇禧等国共人士的赞同和支持。

　　1939年，中国航空委员会决定成立少年航校，并命名为“空军幼年学校”。留美回国教育家汪强先生担任教育长 ，学校定址四川灌县蒲阳场。航校招收12-15岁的高小毕业生，接受严格的训练、为长期抗战培养空军后备人才。从19 40年到1946年，“空军幼年学校”共招收6期学员2100人。6期入校，在蒲阳场共同生活训练了5年多时间。由于 家乡处在日寇烧杀抢掠的敌占区，多数同学连寒暑假都不能离开校园，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结下了深深的兄弟情谊。天行地 转，日月如梭，60多年过去了，这些当年投笔从戎立志报国的十三四岁的少年，后来有的成为空军飞行员、民航飞行员和空 军将领，有的当了著名科学家、教授、中科院院士，还有的是艺术家和企业家。如今，他们都变成了70多岁的白发老人，分 布在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