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民间投资联盟兴起(2)

　　警惕“热钱综合征”

　　现在想起来，将炒棉花、炒楼房这样高风险的投资，和同样很不稳定的地下钱庄联姻，真是恐怖

　　2005年3月4日，温州人杨国明和往年一样，整理行囊，准备赶赴目的地乌鲁木齐。如果是往年，他会乘飞机先到上海，然后再飞到乌鲁木齐，这样不但省时，而且一身轻松。但这次出门，杨国明顾不得路上的辛劳，选择了火车，因为坐火车可以节约1000多元的路费。

　　杨国明和他们家族的好几个同辈兄弟一样，在新疆已闯荡10多年，新疆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尽管算不上暴富，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资产肯定超过百万。为什么百万富翁连飞机都坐不起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2004年的投资热潮中，他被新疆的棉花和房产套牢了，不但自己的现金亏了进去，还欠下了几十万债务。

　　通过投资联盟形式投资的商人,并不见得每人都可以赚钱,事实上,像杨国明这样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亏损负债的江浙一带的商人,还有许多。但是,投资联盟导致的不良后果,远远不止亏损负债那么简单。

　　火热的小水电

　　浙江的投资联盟发展迅速,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种类的投资团体,哪怕是浙江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丽水、温州泰顺、文成、金华永康、武义等浙西南山区也不例外。

　　从2003年起，在云南、湖南、重庆、贵州、四川等省市的山沟里，常常有浙江丽水人、温州人的身影出现，他们多数是十几个人一群，有的负责和政府谈判，有的翻山越岭考察地质条件，有的调查流域内人口与住户，忙得不亦乐乎。浙西南水电投资团的出现，和浙西南的产业结构及小水电资源趋于枯竭有关。

　　以浙江小水电资源最丰富的丽水为例,丽水水利水电管理站站长陈勇泉在一篇《丽水市水电产业发展的思考》的论文中提到,“2002年、2003年全市水电产业上交税费为2.37亿元和2.56亿元;而在景宁自治县(小水电)增加值为1.2亿元，占GDP比重的12%，上交国家税费2526万元，占当地财政总收入的25.9%。”很明显，小水电产业，无论是对景宁，还是丽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经过20多年开发之后，丽水、温州泰顺等地的小水电资源已接近枯竭。而小水电开发中积累的资金和培养的一批水电人才，无用武之地。2003年以来全国流行的电荒，让丽水人、温州泰顺人决定走出浙江，在全国范围内开发水电。

　　据新华社报道,光是景宁,就有81位小水电业主已在全国12个省市、64个县投资建设了149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98万千瓦，投资规模达到113亿多元。如今,景宁17万人口中,有1万人是小水电企业的股东,直接或间接参与小水电开发建设与管理的人数占到全县总人口的50%以上。

　　为什么小水电投资，能让这个浙江经济最不发达之一的县，投入规模如此庞大的资金呢?根据丽水一些小水电投资业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小水电投资收益稳定、回报较高。

　　他们认为，一般的小水电项目，每千瓦的投资在5000元到10000元之间，每千瓦的年发电量在3000千瓦时到6000千瓦时之间。一位业主这样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座小水电装机容量是1万千瓦，总投资是7000万，自有资本金为3500万，这座小水电的年发电量在5000万千瓦时,上网电价是每千瓦时0.2元的话，那么，扣除税费、利息和各种成本之后，年投资回报率应该在12%以上，远远超过银行利率。

　　危险的资金网

　　但是，小水电开发是否真的像预期的那样回报丰厚和稳定呢?事实上未必如此。

　　王建松是丽水人,在杭州做了十多年茶叶和山货生意,积累了不少资金。在丽水老乡的邀请下,他曾随小水电考察团走过四川、云南等许多省市,但最后放弃了投资。

　　王建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小水电投资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承诺靠不住。因为小水电投资项目能给当地带来廉价能源,还能带来保持水土等多方面的生态效益,还能作为官员政绩,所以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官员,乐见浙西南投资者开发小水电，还会作出种种承诺吸引投资者。这些承诺许多都是空话。”

　　王建松解释，“地方政府承诺一般包括三方面，如保证拆迁工作顺利开展，保证当地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保证上网电价不低于某个价格。首先，拆迁是否顺利完全取决于当地百姓是否配合，有些工程拆迁不顺利，而地方政府撒手不管。其次，现在银行作为企业，独立于地方政府，政府承诺的贷款问题也不好解决。另外，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承诺小水电上网价格是0.38元，但建成后，电力局给的价格只有0.12元了。所以，地方政府的这些承诺并不现实，12%的投资回报率，只存在理想状态中。”

　　王建松认为,正因为小水电投资团并非是想像中那样的高收益,所以,这种投资方式很危险，风险主要出在资金来源上。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个小水电项目有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股东,但每个股东的背后,还有若干户的农户作为子股东。也就是说,一个中等水电站背后实际上可能有数百个大小股东,如果这个小水电项目亏了,那么很可能影响几百户家庭生计。丽水在省外跑项目的小水电业主,最多不到几百人,真正跑到项目的更少,但他们正是通过层层递进的资金网络,吸纳了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股东,因此,要是哪一天小水电投资出现行业性的亏损,那就可能数万甚至数十万人跟着栽跟头。”

　　国家电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由于宏观调控等各种因素，2004年，全国小水电目前已停工的占20%-30%，即将停工、现非正常运转、只能维持3至4个月的占50%。

　　但丽水市水利水电管理站站长陈勇泉并不认同王建松这种说法，他认为小水电亏损的可能性不大。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小水电投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建成之后维护成本较小，收益比较稳定，收回成本无非是个时间问题，快则10来年，慢则20多年甚至更长，但有些小水电投资业主在乡村宣扬小水电投资能暴富，我是不赞同的。”

　　恐怖的联姻

　　在诸多民间投资联盟中，小水电投资团的处境并不是最差的。因为小水电投资团的被套牢的危机只是可能，但有些投资团，却是实实在在地陷入泥潭了，比如温州炒棉团。

　　2003年新疆棉籽收购放开之后，大量温州游资进入新疆。据媒体报道,“2003年以温州为首的民资到新疆收购棉花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仅在主要产棉区阿克苏地区,就有上千温州人携资30亿元入市。”

　　杨国明是新疆数以千计的温州棉花炒客中的一员，他带着自己的几十万存款和借来的几十万，凑成了100万，和几个老乡合伙收购棉籽。

　　杨国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在新疆呆了已有10多年了,服装、食品生意都做过,赚的钱并不多。这次之所以转行做棉籽生意,主要是我和朋友认定棉花价格要大涨。正当我们打算借着棉花价格疯涨的行情赚一票的时候,没想到,2004年棉花大丰收,棉价由最高1.8万多元跌至1.1万多元,比我们预期的要低1万元左右。所以就被套牢了。我凑齐的100万亏了大概30多万,其他几个合作伙伴和我差不多。”

　　回忆起那场棉花“豪赌”，真正让杨国明觉得恐惧的并非是因为炒棉花被套牢了。他说，“做生意有赚有赔，这本是正常事。真正令我恐惧的是，因为传言收购棉籽将肯定大赚，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温州商人，都是向亲戚朋友借了钱来做生意，有的是从银背(民间借贷中间人)、地下钱庄甚至是抬会(一种民间互助金融组织)里借了钱，来炒棉花。我想，幸好只是我们炒棉花的人被套牢了，要是经济形势整体放缓，炒房子的，做煤炭生意的，炒文物的，都被套进去了，我想，有多少亿的资金会像泡沫一样蒸发?现在想起来，将炒棉花、炒楼房这样高风险的投资，和同样很不稳定的地下钱庄联姻，真是恐怖。”

　　事实上,被套牢的民间投资团中,绝非只是新疆炒棉团。同样,新疆炒房团和温州在镇江的炒车团也曾遭受过类似的遭遇。

　　热钱综合征

　　事实上,无论是新疆炒棉团、丽水小水电投资团还是温州炒楼团、炒煤团,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大量热钱的涌入。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教师李华芳，把大量热钱涌入某一领域造成的恶果，称之为“热钱综合征”。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热钱是一柄双刃剑，如果疏导得当，可给当地带来稳定资金源，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发展。但热钱也会膨胀，会产生泡沫，乃至带来热钱综合征。”

　　李华芳说，“热钱综合征主要有三个表现，第一是大量热钱涌入有限的投资资源，比如棉花;第二是涌入行为有跟风倾向;第三是热钱涌入造成了泡沫，不但扰乱了市场秩序，热钱本身也会受害而萎缩。我个人认为，江浙的民间投资团，如果不注意监管和疏导，就会造成这种恶果。新疆炒棉团的后果，只是民间投资团可能造成的恶果的一个开端。”

　　温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认为，像丽水小水电投资团之类的行为值得警惕。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丽水等地经济本身就欠发达，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加工业，如果小水电投资过热，把当地大部分资金与希望捆在了小水电身上，等全国电荒结束后，就有可能被套牢，当小股东们发现投入的资金不能收回，就很可能造成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李华芳考虑更多的是宏观因素。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江浙民间投资团有几十种,在数以千亿计的资金中,可能出问题或已出问题的不到400亿,恶果还没真正显现。但是,要是到宏观调控的效果真正显现,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之后,那时经济发展速度肯定会适当放缓，房产、原材料等过热行业会趋冷，对电力、煤炭等能源需求相应减低，那时，数千亿的热钱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撤资、一种是继续经营，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造成祸害。如果是在经济放缓之前快速撤资，当地经济肯定会产生动荡，影响社会稳定;而如果继续经营，那么热钱很可能被套牢，而导致炒客亏损，同样影响稳定。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前，就能找到这些热钱的合适疏导管道与途径。”

　　李华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大量民间热钱不断冲击原国资垄断行业,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事实上,以浙江省为主的民间投资联盟,携带大量的热钱，除了带来‘热钱综合征’之外，热钱投入到了诸如房产、煤炭等国家宏观调控重点关注产业，不但影响了经济安全，还在无形中起到了对冲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李华芳认为，“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我们会发现，如果热钱疏导得当，那么，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和国家，都会受益;如果一味堵压的话，那可能会导致三方俱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杭州、温州、丽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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