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贵峰
3月29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9月1日起正式施行)，和15年前制定的旧《规定》相比，新规实现了大变脸，在考试作弊、大学生婚恋、学校自主处分权等多个管理方面做了重大改变。(《新闻晨报》3月30日)
对此，公众给予普遍的积极评价，并从各个具体不同的角度做了有益的解读。不过，在笔者看来，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其充分体现了对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治理原则——法治原则的尊重，或者说，透过法治视角，才能更全面、完整地把握新规所内蕴的“新意”。
首先，法治的最一般含义正是“按规则进行社会治理”，也就是说，法治首先意味着对规则的遵守和尊重，而且这种规则又必须是事前宣告、清晰明确并且具有普遍针对性的。因此，无论是新规定中“不再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还是取消“品行恶劣，道德败坏”道德词句而代之以规范的法律用语，都可视为一种尊重规则精神的彰显。比如，关于取消大学生结婚限制，实际就是对《婚姻法》有关婚姻自由规定精神的遵守与回归，显而易见，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婚姻法的普适性决定了，高校无权自外其中而不受其约束。如果一个行业依仗自身的某种特殊性，就可以用内部规定抵触国家的基本法律，那么法治规则也就失去了起码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进一步，从法治更深层的精神内涵看，所谓“法治不是一种法律是什么的规则，而是一种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哈耶克语)，这意味着，法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管理者)权力的规则。为什么大学生是否结婚学校无权干涉，而学校若要对学生进行处罚却必须维护他们申诉的权利、保证申诉渠道的畅通？显然，正是法治维权(利)而又限权(力)的内在规则品质决定了这一切，换言之，从法治的权利本位出发，在学校和学生之间，学生的权利而不是学校的权力才是法治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因为，说到底，站在法治立场上看，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根本上只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所谓“管理规定”，实质就是“服务规定”、“保护规定”。
当然，笔者不否认，在现实中，伴随新规定的实施，可能会带来某些问题。如不少人担心，解除婚禁可能导致同居现象增多，“不利于校园环境净化”，以及“执行新规定，学校将增加管理成本”等等。这些担忧虽然不无道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都不是不实行新规定的恰当理由。大学生同居增多，当然有其不利的方面，但首先这是他们的权利，即使真的有“不利”，只要不危及他人，旁人无权干涉；其次，我们应该对大学生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理性抱有信心，不禁止了，他们就会一窝蜂地都去结婚？至于管理成本，那更不能成为干预权利的借口，任何时候法治当然都是有成本的，但我们更不能忘记，破坏法治的成本更大。是去损害权利以方便管理，还是增进服务以保障权利，孰优孰劣、孰轻孰重，自然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