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负债乡镇”何以解痛？

　　王金红

　　据《羊城晚报》3月31日报道，在广东惠州市，有的乡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8万元，而一年维持镇政府正常运作的开支却超过60万元。其中50多万元要通过借债或卖地来解决。在湛江市，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债务，多的两三千万元，少的也有几百万元。

　　为什么广东一些地方的“负债乡镇”问题如此严重？从近的方面看，直接原因是一些乡镇不切实际的大规模建设项目需要巨额资金，完成上级硬性规定的达标任务需要巨额资金，在财力有限而任务不减、政绩评价标准不降的背景下，穷乡镇只能铤而走险，大举借债。

　　从根本上来看，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过密化”组织体制和“压力型”治理体制的影响。广东现行的乡镇组织体制源于“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时代，广东实行“小乡制”：一个乡的规模大概相当于内地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废止“人民公社”以后，广东先后实行了“改社建乡”、“改乡设镇”等一系列基层组织体制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真正革除传统基层政权组织“过密化”的弊端。“过密化”往往会带来机构人员扩张、管理成本增加和管理效率递减。当乡镇政权组织已经变成一个“小而全”的“微型国家”后，它的财政支付能力总是难以支持它所承担的职能，“负债乡镇”也就在所难免。而所谓“压力型”治理体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绩考核带来的各种行政性压力。为了排解这种压力，乡镇基层政府不得不动用同国有银行之间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将行政压力转化为国有银行的金融风险。

　　“负债乡镇”何以解痛？笔者以为有四点应对之策。

　　第一，要进一步加大基层组织体制和治理体制的改革力度，全面推行乡镇合并、机构精简、人员精简，甚至可以尝试在中心镇的基础上进行乡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七站八所”的合并与撤减，最大限度地降低镇一级的组织成本与治理成本，摆脱基层政权组织“过密化”体制的束缚。

　　第二，要切实转变镇政府的职能，使镇政府从“全能管制性政府”变成“有限服务型政府”，将许多原来赋予乡镇的管理职能上移到区县政府，由区县政府在全区县范围内统筹部署，乡镇一级主要协助上级政府做好服务、协调工作。

　　第三，要加大省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专项财政划拨、省内对口支援、跨地区资源调剂对冲等多种手段帮助负债乡镇渡过难关，引导他们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第四，要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引导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与规划，消除政绩考核压力造成的举债行为。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