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君华
最近，教育部新修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全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一颁布，立刻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眼球”。其中，惩处考试作弊规则得到细化，学生婚恋的强制性规定予以取消，“处分自主权”与“申诉豁免权”并举这三个“亮点”引起了一阵欢呼，人们开始憧憬着姗姗来迟的教育法治化春天。
诸如大学生婚姻开禁之类的“亮点”着实令人兴奋，但在我看来，“新规定”出台的过程比它本身内容更令人高兴，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为权利而斗争”的力量。
在谈起“新规定”出台原因时，部分起草专家说：“2000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学生告学校的事件，可以说成为一股浪潮，这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思考。可以说，司法审查的介入和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促成了新《规定》的形成。”(见2005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报》)
的确，成都某高校学生因在教室接吻、拥抱被开除，状告母校；深圳某高校学生因学校不为其颁发学位证书，状告母校；河南某高校学生因作弊被开除，状告母校；以及本案中这名女生因涉及一次打架事件就被学校勒令退学，向教育部门申诉……
近年来，大学生状告母校蔚然成风，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若仔细分析，都离不开“学校自主处分权”这个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现行高校学生管理规定跟不上时代的法治潮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生与母校的法庭对决，其实就是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与《婚姻法》、《教育法》等现行相关法律相冲突的外在表现。
按理来说，部门、地方的规章制度应服从于法律法规，但我们国家通常却是倒过来的，法律赋予的权利只有经过规章制度确认(认可)后才能真正实现，这让处于上位的法律颜面扫地，人们的正当权利形同虚设。
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为了谋求法律已赋予他们的，但被规定、校规等规章制度剥夺的正当权利，大学生们一次次无奈地将母校们推上了被告席。坐在被告席上的老师们也终于幡然悔悟：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教育活动的层次及范围在不断拓展，教育行为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抛弃传统的教育道德化的教育理念，主动选择并努力实现教育法治化才是适时的明智选择。于是，“新规定”应运而生，法律终于在规章制度面前显示了权威和尊严。
这正好生动地诠释了德国伟大法学家冯·耶林的那句名言：“法的生命在于斗争！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的确如此，为权利而斗争，不但是权利者对自己的一种义务，还是其对社会的一种义务。公法的实现，是国家机关的义务；私法的实现，则依靠个人主张自己的权利。当个人按照法律规定主张权利时，就将个人权利问题转化为现行国家法律的实现问题。那么，他已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法律的实现而斗争，为法律的生命、权威、秩序而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新规定”的出台就是人们为权利斗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