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老人十年三赴东瀛讨公道(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3日02:07 山西新闻网

　　1996年2月，我省盂县的两名日本侵华战争性暴力中国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其赔礼道歉、公开谢罪并总计赔偿4000万日元。

　　2002年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定了日军当年对其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给她们造成的精神损害至今仍存在的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之后，原告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二审诉讼。3月17日，两名原告之一的郭喜翠老人远赴日本，怀抱另一被告侯巧莲的遗像，听取二审宣判结果。可结果依然是：败诉。

　　“这个房子住了20多年了！”

　　自从郭喜翠老人从日本败诉后，记者就希望能当面采访她，可是多天来始终没有联系到老人。通过盂县一位热心人士的帮助，记者获悉老人现住在西烟镇儿子家里。3月31日一早，记者在联系多天未果后，直接赶往西烟镇寻找郭喜翠老人。

　　虽然从阳泉到西烟镇的路程不到一百公里，可是一半的路都被拉煤重车轧成“搓板路”。所以早上九点从阳泉出发的记者，时近正午才“颠”到西烟镇，并在西村找到了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调查员李贵明。听说记者要采访郭喜翠老人，李贵明赶紧放下手里的农活，给老人的儿子周贵英家打电话，周贵英得知记者想采访从日本归来的老人和他时，起初并不愿意。在记者的再三请求下，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在电话那头说了句：“你们来吧！”于是，记者迅速赶往住在对面南村的周家。

　　与村里不少人家正在翻修或新建房子相比，周家的房子却显得很破败，连房檐都有些变形。就见不大的院子里，三分之一被两米多高的玉茭堆占据，院中间是一个醒目的锅形天线。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位中年男子，穿着粗针毛衣和一条洗得发白的旧军裤，脚蹬一双胶鞋。一问得知，他就是老人的儿子———周贵英。

　　进屋后，记者发现周家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电视机和一个天线接收器外，几乎没有件值钱的东西。从周贵英那里得知，天线接收器还是友好人士送的：“这个房子住了20多年了，早该翻修了，可是没钱呀！”

　　“我就是要揭开那段历史！”

　　在周贵英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郭喜翠老人住的小屋里。就见老人右腿压左腿盘坐在床上，正低头寻思着什么。虽然已近耄耋之年，可是老人黑亮的头发梳得利利索索。周贵英告诉记者，这次败诉对老人的打击很大。老人回来后，就坐在床上不言不语。加上老人耳背得厉害，几乎无法与外人交流。

　　回到周贵英住的小屋，他终于打开了话匣子：3月13日，母子俩起了个大早，赶上全天仅有一趟去往县上的公共车。再从县城坐上去往阳泉的汽车，此时已是中午，在街边简单地吃了点饭后，母子俩登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6个多小时后，母子俩在当晚到达了北京。倒了好几次车，走了将近一天的路，换成年轻人也未必吃得消，可是老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出庭？“在我们这里，也有其他老人有过那段经历，可是只有我妈站出来说：‘我要去日本，我就是要揭开那段历史！让大家听听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

　　3月17日下午4点多，母子俩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这是我妈第三次去日本了！她得过脑血栓，现在身体的一侧还不太利索。”周贵英接着说。从他那里记者得知，与郭喜翠同一批起诉的，还有另一位原告侯巧莲。可是在1999年5月11日，侯巧莲远离人世，至死也没等到官司打赢的那天。因此在日本出庭时，79岁的郭喜翠怀抱侯巧莲的遗像。

　　“日本之行花了三千多块钱！”

　　1938年1月9日，日军侵占盂县后驻军在此，并修建了多处炮台，到处烧杀奸淫。仅在盂县西烟镇和西潘乡，当年就有不少花季少女，被日本兵糟蹋。其中有16名受害者向日本起诉，而目前在世的只有11位。如今这些老人都已是风烛残年，且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相当拮据。虽然和日本打官司有律师免费相助，但高昂的出国费、诉讼费将她们束缚。因此这次只有周贵英陪着母亲去日本听取审判结果。

　　据记者了解，老人是在1941年被日本兵抓进炮台的，那年她才15岁。近两个月后，由于日军日夜折磨而生重病，她被接回家治病。可过了没几天，日军不等她病愈就再次将她抓回炮台，这样一共被抓过四次。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老人被数不清的日军肆意蹂躏，直到有一天她终于逃了出去。然而长期非人的摧残使老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时至正午，周贵英的小女儿放学回家后，端起了一碗小米捞饭，上面只是浇了几片白菜叶，这就是这个正在长身体孩子的午饭。为何周家生活如此拮据？在记者的追问下，周贵英才告诉记者，他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正在上学，一年光学杂费和生活费就要近万元。可是全家惟一的生活来源就是靠种地为生，而且由于土地贫瘠，只能种经济效益不高的玉米。“全年下来，也就是收入个五六千块钱，还不够孩子们的学费。其实我的护照已经办下来好几年了，可是由于生活困难，前两次都没有陪我妈去日本。这次我和我妈去日本，虽然费用都是日方友好人士负担，可我也花了三千多块钱，不能光让人家花钱不是？”

　　“日本律师帮我们打官司！”

　　这次日本之行，让周贵英没想到的是，母亲和自己的开销都是由日本律师团支付的。这让周贵英深深震撼：“按日本法律规定，跨国起诉日本国家的案件，原告国的律师是不准出庭参与法律程序的，这类案件都必须由日本律师代为诉讼。而在日本，有一个专门为我们中国受害者提供无偿法律支持的组织———‘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他们承担了大部分工作。”他还多次提到诉讼律师团团长大森律师：“大森律师站在正义的立场，运用法律武器帮助我们，跟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打官司，不仅不要钱，还自己垫进去一百多万人民币！”

　　周贵英还告诉记者：“这次我在日本见到了不少日本参议员，他们都表示对日本政府的做法不满意，并向我们表示道歉。而且我还认识了不少日本年轻人，他们说对过去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对日本兵犯下的罪行深感震惊！”采访中，周贵英每每提及那些正直、善良的日本人给予的无私帮助，都会非常动情：“结果无论胜败，我和我妈都非常感谢他们！”

　　“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月18日，东京高等法庭作出的二审判决中，维持了一审判决中确认两位原告分别被日军野蛮性摧残的事实，并认定了日军当年对其实施的监禁、强奸等行为，给她们造成的精神损害至今仍存在。但驳回了在侵华战争中被日军强掳作慰安妇的郭喜翠等人的上诉请求。随行的翻译担心法庭上的郭喜翠老人经受不住，没有马上把判决结果告诉她。

　　十年过去了，可是经过漫长艰辛的等待，年近八旬的郭喜翠老人，第三次远赴东瀛，等来的却依然是如十年前一般的结果：败诉。

　　郭喜翠老人对判决结果感到无比愤怒。周贵英告诉记者：“我妈现在已经知道败诉了。她想不通，既然法庭都认定了受害事实，为什么就不能给一个公道？”周贵英说，“我妈已经决定要继续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周贵英表示，他想成立个基金会，来帮助这些曾经饱受日军蹂躏的老人，向日本政府要个说法！

　　本报记者霍雪飞文／图

　　记者手记

　　在盂县采访过程中，我们在为这些老人勇敢站出来揭露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勇气钦佩时，也为她们生存的现状深深担忧。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她们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给当年的那段血泪历史作证。

　　《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曾记下这样一个片段：山西老人侯冬娥，在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悄无声息地死去后，她的一生只留下：“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来讲……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有人肯过去扶她……”

　　看着这段不足百字的文字，看着郭喜翠们艰辛的生活，看着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次次满怀希望开庭，又一次次失望、无奈地面对判决结果，记者的心如刀绞般痛。正如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康健所说：“作为中国国民，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应该关注这段历史，关注这些历史的见证人。而且我们要给予她们的，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更要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只要她们活下来，实际上就是对加害者的一种威胁。”(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网络编辑：郭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