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大郑州之十四 往矣，驷马高车

　　新郑市，有一座郑国王陵博物馆，是依托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郑国国君陵墓及车马陪葬坑建立起来的。参观这座专题性博物馆，我看到了奢华，看到了僭越，看到了时事代谢。

　　郑国，是春秋时较有影响的诸侯国之一，读过历史的人都会记得“射王中肩”的故事。

　　郑庄公对抗周天子，以鱼丽之阵，避实就虚，击溃王师，其部下还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这次打仗，郑国共出动兵车150辆。商周时期，战车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和部族军事实力的标志，即常说的“百乘之国”、“千乘之国”。活人的排场和威风，被带到地下的另一个世界了。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车饰豪华，是殉葬车马坑的一个显著特点。

　　郑国王陵博物馆主体建筑，为四阿顶式的仿汉建筑。墓葬，应为春秋中晚期遗迹。至于所葬是哪位国君，由于此墓在历史上被盗40多次，遭到严重破坏，所以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规制与规模看，作为国君墓，是无疑的。墓葬内有三重外椁，一层内椁。墓室内，存放有九鼎、八簋、方壶、圆壶、玉器、金器等陪葬品。这种多重棺椁，按周礼的规定，只有诸侯才能享用。

　　陵墓中殉葬车的形制，为拆车葬，就是将车轮卸下，靠在墓壁上；车身则车辕向下，车尾在上，依次分布于棺椁之前。据推测，实行拆车葬，应是墓主人对珍贵车马占有欲特别强烈的表现——因为到了阴间，别的鬼魂想占用这些车马，由于车身与车轮分离，也是枉然。而墓主人自己，却晓得如何将之迅速拼装起来。

　　此殉葬坑葬车22辆，形制各异，有专用的大型礼车，有驷马高车，有轻便车，称得上是郑国国君私家车队的历史缩影。《礼记·杂记》中记载，殉葬用车的多寡，要依据用鼎的数量来定。西周的列鼎制度，是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七鼎墓殉车10辆左右，五鼎墓殉车5辆左右。这种殉葬车马的等级差别，恰好是对墓主人的身份、爵位的诠释。而郑国国君如此奢靡的殉葬，说明墓主人自视身份甚高，并非常富有，大有炫耀、僭越之嫌。

　　然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郑国国君带头破坏了丧葬的礼制，却不允许臣下有丝毫的越轨。展室边上，恰有郑国一位大夫的墓葬。他身边这个陪葬的大夫——显然是他信赖的近臣，却要严格遵守大夫级别的礼制待遇：五鼎四簋，不敢越雷池一步。

　　车马坑内，车辆斜靠西壁，向东，分三组依次叠压，北组8辆，中部7辆，南组7辆，大体上可分大、中、小3种。大车，是躺卧用的安车，可以并卧2人；中型车5辆，可以并排坐3人，装饰豪华，结构复杂，可能是墓主人的仪仗用车。最小的3号车，仅能坐1人，是驭者自己驾车出游用的。春秋时期，御，是“六艺”之一，是贵族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艺，是身份的象征。

　　中型马车，一般是用4马牵引的驷制。人们熟知的两个成语，一个叫“驷马高车”，是形容高官显宦阔绰气派的，就好像现在有人乘坐“大奔”一样。还有一个成语，叫“驷马难追”。就是说，话说出去了，尽管四马驾车动力充足，车速最快，还是难以追上、收回来。

　　郑国国君车马坑，映照了一个时代，为我国及世界造车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至少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已出现了车子。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造车很困难，车子是很少的。周武王与殷纣王的牧野之战，武王直接统帅的战车才不过300乘。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由于等级制度的限制，有身份的贵族才能坐车，一般平民是不准有车的。所以儒生们只好自慰地说，“安步以代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