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胜 文
对于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中国理论界的普遍主张是通过编制和财政控制的方法，但在现实中却一直不见成效。究其本原，就是没有认清乡镇政府超编人员能够生存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乡镇政府的大多数人员并不受编制约束，也不需要财政供养，根本没有加重
财政的负担，相反，超编人员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这听起来是荒唐的，但却是事实。乡镇政府超编人员之所以能生存，就在于政府能够长期通过违规收费来获取经费。以我所知的一个乡政府为例，这个乡政府的计生办除了“自己养活自己”外，每年还向乡财政上交80万元。在日常工作中，乡镇计划生育部门几乎没有把精力放在推进生育观念的转变和提供生殖保健服务上，甚至为了利益，还盼望出现超生、早育等违规行为。
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我认为仅此是远远不能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和乡镇机构改革问题的。因为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税外负担。比如，河南省平均每个农民约1．35亩耕地，按照每亩地平均征收农业税45元计，即使全部免除农业税，平均每位农民每年才减负约60．75元。而一个一胎准生证或建房证的收费，就抵得上一位农民十几年的农业税负担，更不用说再加上其他所、站的违规收费了。
由于超编人员已成地方财政的“贡献者”，在当前乡镇财政都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大部分乡镇领导当然不会从内心里愿意搞机构改革。因此，乡镇机构改革的出路要从堵死乱收费入手。政府冗员没有了生活来源，必然会自动走人。（《中国青年报》3.17）（来源：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