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访龚育之(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4日08:08 新华网

罗雪村绘

　　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概括其基本经验，并形成规律性认识，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您强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时候，还应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能否谈一下当代化与民族化的具体含义？

　　龚育之：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这不能算是哪个人的创见，恐怕是理论界的共识，不过有些研究者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更加明确地把它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课题组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我也赞成这个意见。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给列宁主义下定义，出现过两种意见，一种强调俄国性，一种强调时代性，展开了一场争论。斯大林强调时代性，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斯大林的概括眼界更高、更开阔。单提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把列宁主义的意义给限制了。列宁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了帝国主义，出现了世界战争，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列宁看到了世界的变化，看到了这个变化下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条件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一条，也没有列宁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应该既看到时代的变化，又看到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情况、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应该把这两点都突出出来。

　　记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龚育之：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能不能够、善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强调了民族性、地域性，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还没有变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的时候，情况不同了，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和平，一个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单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够的。党的十四大报告评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讲了当代化和民族化两个方面。“时代特征”这几个字写上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实际”前面加个“当代”也非常重要。这个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提法，成了规范的提法，已经写进十五大和十六大党章。

　　记者：这个历史叙述发人深思。那么，我们党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龚育之：我们知道，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实际上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转向胜利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个确立只是开始，到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以后才逐步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这条路线又受到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从右的方面的干扰。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这个干扰，才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就是由毛泽东同志来做的。在这个报告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一节里，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28页）

　　记者：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鲜明泼辣，一针见血，实际上就是对着王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而发的。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斗争。

　　龚育之：是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由来已久。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它的许多先驱者，它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许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同志，最主要的代表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这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但是，这个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确倾向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和发展着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不了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了解必须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找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当作教条，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从国外来的指示。这后一种倾向一再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危害最长最严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先是“左”倾后又转为右倾的教条主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到普遍的赞成，启动了全党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自觉。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毛泽东同志撰写发刊词，总结建党以来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提出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原则。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记者：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同前面所引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论述，交相辉映。

　　龚育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这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为全党所接受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充分地、强有力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及其科学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的历史进程，您认为应该怎样概括？

　　龚育之：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最先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论断的出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这“两次历史性飞跃”。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两次飞跃之间，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用什么语言来概括为好呢？我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一段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有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后来又出现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本人在1956年提出过“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页）。事实上从这时起，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新的开始，如果探索顺利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应该从那时算起。因为新的历史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来了嘛！然而，那个探索走了大的弯路，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失误，所以不能说“第二次结合”、“第二次飞跃”已经实现。但是，从1956年起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第二次飞跃做了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进程的主体，还是党的集体，党的领导层和党的理论界的许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重新起了头、奠了基、开了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一个名称是以其主要创立者的名字命名的，后一个名称是以其理论的主题命名的。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一起写进了党章。

　　记者：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

　　龚育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三大理论成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个成果。一次历史性飞跃，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所面对和所要解决的是很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课题。解决了这样的历史课题，才算实现一次历史性飞跃。

　　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通常都是说这样三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相应地，在第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二段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在第三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历史进程的简单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继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同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课题介绍（链接）

　　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课题的研究任务，并组织力量全面展开了研究工作。该中心组建了以中共北京市委主管领导为组长，中心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求是》杂志社、首都经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有关学者担任研究员的课题组。

　　课题组成立以来，先后召开首席研究员会、分组组长会、课题组大会10多次，确定了课题研究进度和人员分工，对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总体框架进行了讨论，对如何把课题做出新意、做出特色进行了研究，并集中精力编写提纲。目前，提纲初稿已基本形成，包括：绪论；第一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第二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第四编：面向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五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最近，该中心又组织了几次课题组会议，对提纲初稿进行修改，定稿即将形成。在编写提纲的同时，一些课题组成员在相关领域加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还于2004年7月至10月，先后四次组织课题组的部分成员参加中宣部举办的报告会，以使课题组成员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认清国内外形势，明确所肩负的任务的重要性。记者　吴珺　何民捷（责任编辑:熊红祥）（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