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资本论” ——今日苏州农村走笔之二 本报记者许元强古月

　　在苏州人破解“三农”难题的急切步伐中，一种资产组织形式———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的产权制度，在规模经济、市场经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下脱颖而出，农民们拿地领股，以技术、资金入股或量化集体财产到人，建立经济“共同体”，这一现代的农民“资本论”使得一大批农民“洗脚上田”成为新股民。

　　细雨中，当我们来到吴中区的横泾镇时，天色依然阴霾。放眼远眺，农家的炊烟正袅

袅升起，一片又一片的云雨慢慢临近……在尧南村四组，蒋金根见到来人有点紧张，发梢上的雨珠伴着汗水从额头上往下滴。谈起“三合作”，他的脸色放松多了。今年37岁的蒋金根，家有四口人，从小受了点苦，可如今的日子好过多了。2002年起，他参加了农产品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物业股份合作社，这些新兴的“共同体”使他变为股东，也成了他的“取款机”。

　　他掰着手指算算，自己家里的10多亩葡萄田作为土地入股，还有5股“物业股”，“‘毛估估’一年可得到5万元的收益”。

　　随着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曾经一度辉煌的传统农业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农产品“难卖”问题日益突出。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长期在统购统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农民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苏州各地的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合作社实行“入社自愿、退股自由”的原则，以帮助农民增收为目标，在组织农户进行规模化、规范化生产，提高种养科技水平及提供市场信息及流通销售等方面，办了许多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过去难以办成的事。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联合投资创办各类富民合作社157家，通过建造打工楼、标准厂房出租，年终按股分红，入社农民达到1．2万户，入股股金2．5亿元，投资总额4．3亿元。“经济合作‘共同体’是农民的‘出路’，而‘持股’则是农民进城的‘门票’，”尧南村村支书徐海龙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尧南村先后通过股份制的形式，成立了土地、物业和集体资产三大经济合作社。23户种植大棚葡萄的农民自由组合，结盟在农产品股份合作社的大旗下。自成立以来，它初步形成了集产品批发、代购代销、运输、仓储、保鲜、包装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经营体系。去年户均增收2．5万元。作为“草根经济”的物业合作社，聚集农民的闲散资金用来发展非农业，增加投资性收入。尧南村首批25个农民股东和村集体共同投资831万元建造7400平米的标准厂房出租，第一年的合同租金78万元当年全部到账，股金红利率8．4％，农民股东共分得37万元。

　　在走访苏州农村时，我们听到农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活路多了”，而政府官员则在“多予、少取”上下功夫。事实上，当城里人对“资产经营”这个词还一知半解时，这里的农民已将资产作为纽带，开始了最初级的资本运作。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的苏州，以农村股份制试点走在时代改革的前列，其中吴中区的农民持股进城演绎着最具代表性的“吴中现象”。2001年初，吴中区木渎镇金星村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将集体资产量化按股份合理分配给每个股民，去年每股收益达到1200多元。按照当初的规定，如果第一年收益不理想，村集体将拿出部分资金进行保底分红。目前，全镇已有9个社区股份合作社，2．8万股民。长桥镇是江苏省第一个全体农民持股进城的乡镇，15个村都建立了社区股份合作社。为保障股东利益，镇股东大会确定了保底分红为每年每股1440元和浮动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法。15个村设股份16961．36股，每股2．06万元，其中集体股占34．56％，个人股占65．44％。

　　在解读苏州农民“资本论”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能够受到利益的保护，如果他们要求离开土地，同时又不想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利益，那么持股进城不失为一个好的模式。而农民变股民变市民，则是通过资产运作来实现自己财富的保值增值。不难看出，苏州农民在摆脱土地束缚后的“惊险一跳”意味着农业向非农业的大规模转移。

　　西山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一位农民笑言，现在我们变成有产阶级了！写在他脸上的笑意折射出未来农村更加灿烂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