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聂树斌到佘祥林：错案昭雪不能寄望于偶然

　　蔡方华

　　佘祥林出狱了。这个含冤入狱的公民在度过11年漫长的牢狱生涯之后，暂时被取保候审，等待无罪宣判。

　　1994年1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其家人怀疑张被佘祥林杀害，4月，在附近一

水塘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9个月后，佘祥林被一审判处死刑，后因证据不足，湖北高院发回重审，1998年，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直至今年3月28日，张在玉突然“复活”并出现在京山，至此，一桩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从佘祥林到前不久媒体披露的聂树斌错杀案再到“钟祥投毒案”，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把冤案办成铁案”的可怕“体系”。首先是以猜定或摸排的方式确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在有罪推定的原则下对嫌疑人进行严酷的审讯和诱供，让嫌疑人自证其罪；其后，经过协调，地方公检法依据“民愤”和当时的政治需要，对嫌疑人起诉定罪甚至从快处决，而嫌疑人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辩护；为了避免翻案，有的办案机关还千方百计制止当事人亲属的上诉、上访，为此不惜侵犯人权，把上访寻求救济者关进看守所。在这一整套体系中，几乎每个环节都违反了法律严格规定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甚至从根本上背离了司法公正和独立的基本原则。佘祥林唯一比聂树斌幸运的是，湖北省高院把住了死刑复核关，没有让佘祥林变成一个冤魂。

　　11年前，对佘祥林的抓、捕、判、关看起来似乎都很正确，因为那是侦破张在玉“被杀案”的唯一可能途径，是“为民除害”（实际上是为张的亲属“除害”）所必需的，那个时候，我国的司法制度还处在一个重刑化的阶段，公安机关在办案程序方面几乎不受约束，司法机关在量刑过程中重口供而轻证据，奉行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原则。而且，由于地方司法受到强有力的行政约束，对嫌疑人的判决往往取决于当地的“政治需要”，于是，类似佘祥林、聂树斌这样的错案和冤案几乎不可避免。

　　但近几年来，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入，无罪推定的原则逐步树立，重证据轻口供的办案原则开始发挥作用。尤其是围绕着一些典型案例，公共传媒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公众开始了解到程序违法的危害性，这样的整体氛围催促司法机关彻底改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错误的乃至违法的习惯做法。也正是在这个法治进步的大前提下，著名的钟祥投毒案的几名嫌疑人得以洗清冤情，我们也开始懂得，聂树斌、佘祥林等人的不幸遭遇有多么不幸。在法律的名义下对他们实行的枪决和关押，恰恰违背了法律所维护的正义原则，这是历史的悲哀，而认识到这样的悲哀，又是当下的社会之幸。认识到这样的悲哀，可以促使我们加快改革司法制度，推进司法独立的进程，维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法律保障。

　　对佘祥林的刑讯逼供和错误判决、对佘祥林家人的关押和对证人的迫害，值得当地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深刻反省，对那些违法办案的人员应予刑事与行政责任追究，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同样应该受到应有的处分，同时，司法部门应积极为佘祥林做出合乎人道的国家赔偿。

　　我们的反思还不能止于佘祥林、聂树斌的个案。正如前面所述，由于历史的局限，由于法律观念的偏颇，错案办成铁案、尤其是疑案办成铁案的几率不可低估，更不幸的是，必然办成的错案往往只能靠偶然因素来昭雪。佘祥林之所以得以出狱，是因为他那“被害”的妻子意外“复活”，聂树斌之所以突然让人想起，是因为真凶落入了法网并供认不讳，那么，是否还可能存在着其它的未获颠覆性证据的冤案呢？我国司法制度有没有旧案复核的机制？我们有无检点自己过往错误的足够勇气？我们有没有必要和可能提供更多、更人道的补救和救济？

　　不可否认，我国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重刑化倾向，死刑判决的门槛太低，死刑立即执行制度过于仓促，死刑犯和重犯能够寻求的救济渠道还太少。在古代题材的戏曲故事中，我们经常看到“拦轿喊冤”的情节，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司法补救，但在当代现实中，二审之后的喊冤途径几乎关闭。为此，我们再一次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应抓紧收回死刑复核权，全国人大应依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考虑恢复1954年宪法所规定的大赦和特赦制度，以作为必要的司法补救。对于那些已被处决或关押的犯人，如果当事人或其亲属一直不放弃申诉，或案情存在重大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应予提审和复查。凡此种种，既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方向，也是人道社会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