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南京仙林大学城大学生犯罪的“特殊性”，大学城所在地的南京市栖霞区检察院提高了“大学生偷盗案件犯罪标
准”：普通市民犯罪“底线”是2000元，而大学生犯罪的“底线”是4000元，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甚至盗窃1万元才
予以批捕(见4月2日《大河报》)。
同样是盗窃犯罪，普通公民盗窃2000元就要批捕，而大学生即使盗窃万元也不一定进监狱，人们不禁要问：大学
生凭什么享受如此优厚的法外开恩的待遇？大学生其特殊的身
份能否成为放宽犯罪标准的理由呢？尽管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家
庭养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基本的准则。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承认大学生有特殊地位，批捕环节又怎
么能网开一面呢？
大学生是受到高等教育的一批人，他们理应对法律有着更深刻的体会，既然他们懂法，就应该知道触犯法律应该承担
什么后果。如果懂法的人成为法律照顾的对象，却对不懂法的人采取严厉措施，这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吗？每个公民
到了18周岁就应该具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法律没有规定大学生可以除外。执法机关既然可以“偏袒”这一部分人员，就有
“偏袒”另一部分人的可能，如此循环，后果非常可怕。
从人情的角度讲，对大学生犯罪酌情从轻、减轻处理，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但如何从轻、减轻，应该遵循固定的法律
程序。修改法律、制定地区性法规的权力不在检察机关，而在人大手中。如果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认为确有必要修改
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犯罪标准，那就应该通过法定的程序提请人大修改和制定相关标准，而不是擅自主张，由司法机关自
己制定标准。
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不在于法律条文的完美无缺，而在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都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这种程序上的
公开性和严谨性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如果不经过法律程序，执法机关都能以“特殊人群特殊对待”的理由擅自修改法律，那
这种随意性就使得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
大学生是否该得到法律的额外照顾，这并不是检察机关这样的司法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立法机关应该考虑的问
题。如果检察机关认为，应该对大学生法外开恩，那不仅仅是个错误的决定，更是一个违法的决定。朱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