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长久 前仆后继铸平安(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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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5日03:34 山西晚报 | ||||||||||
太原市桃园二巷的一个普通小院里，一位老人常常站在阳台上，透过院中小树的枝桠，凝望着小儿子曾经出出进进的大门口。叶绿叶黄，日复一日，一望10年。这位老人就是在抓捕“6·29”特大持枪抢劫运钞车案犯时，壮烈牺牲的郭曾烈士的母亲———曾桂兰。 1995年7月12日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曾桂兰还沉浸在睡梦之中。突然，她听见儿子郭曾急切的叫门声：“妈，开门儿！”老人从梦中惊醒，慌忙披了一件衣服，下地开门。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老人关切地问道。 “我有事儿，得回个电话，公话亭没开门。”郭曾边说边向客厅的电话冲过去。他掏出呼机，翻出一个电话号码，迅速拨了过去。老人只听见儿子在电话这边“嗯”、“噢”地答应，也不知道电话那头在说什么。自从这个沉默寡言的儿子干上了警察，他就不让家里人过问他工作的事情。 放下电话，郭曾就往外走。老人匆忙问了一句：“瑞瑞（郭曾的儿子）呢？”楼道里传来一句：“在他姥姥家。妈，你把我的车子抬到楼上，我打的走。”说着，郭曾已经下楼。 老人来到阳台上，看到郭曾拦了一辆白色面的向南走了。离开阳台，她心中稍稍有些失落，老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儿子这一走竟是永别。 吃完早饭，老人和老伴儿张罗着准备包饺子。她估摸着，郭曾肯定又是出去执行任务了，指不定多长时间才能吃一顿饭，回家的时候就像恶狼一样，饭都来不及热一下。老人有经验，只要郭曾一出去执行任务，她就把饭做好，随时热着，等他回来吃。 可是那天，郭曾迟迟没有回来，老人心急了，给他打了十多个传呼，不见回信。终于有人回电话了，但不是郭曾。一位同志告诉她：“郭曾在行动中负伤了，正在抢救。”老人一下子感觉天旋地转，接下来的消息更如五雷轰顶：“郭曾中弹身亡了。” 老人从昏迷中醒来，她强烈要求看儿子最后一眼。来到山医大二院的殡仪馆，她看到郭曾的手在外面露着，她想过去摸一下，可还没有走到跟前，就又昏了过去……没有好好地看儿子最后一眼，成了老人最大的遗憾。 从那以后，老人在无数个夜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郭曾去世的头几年，每天一到五点钟，老人就从梦中惊醒，仿佛听见了郭曾的叫门声，匆匆穿衣下地，然后就呆呆地在床前流连。老人终日以泪洗面，最后竟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和眼疾。 10年来，老人一想起郭曾，就会站在阳台上向着院门口张望。每到这时，她都在心底呼唤：“儿啊，妈忘不了你匆匆忙忙的背影……” 杨新太 贤惠妻续英烈路 “新太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与责任。”这是3月30日，记者见到杨新太的妻子尹美玉时，她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虽然新太工作忙，很少顾家，但有他在我心里还是踏实，他是我和女儿的主心骨。他刚牺牲那阵子，我根本接受不了，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每天恍恍惚惚，简直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尤其是想到他吃的最后一顿饭竟然是剩饭，心里非常内疚，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新太。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接受新太已离开我和女儿的事实。” 尹美玉看起来很平静，“现在我和女儿生活得非常平静，我们有了一个新家庭。我现在的丈夫是个医生，他对我和女儿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他能接受新太，能接受我对新太的感情，我有时会梦见新太，醒来后告诉现在的丈夫，他都会安慰我半天，然后带着我与孩子一起去双塔陵园看新太。到了特殊的日子，如清明、新太牺牲的纪念日，他都会主动提出给新太扫墓。” 尹美玉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在丈夫牺牲后进入公安队伍，主要是缘于对丈夫的感情。尹美玉原本是太原市尖草坪一中的老师，杨新太牺牲后，太原市尖草坪公安分局的领导征求她的意见，如果她愿意，可以到分局上班。“当时我真的是拿不定主意。说实在话，我非常喜欢三尺讲台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但最终我还是改行做了警察。我知道，新太喜欢警察这个职业，他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继续新太的事业。”尹美玉告诉记者：“从进入尖草坪公安分局办公室的第一天起，我就发誓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决不能给新太丢脸。家离单位特别远，为了工作，我和女儿在分局附近租房住，当时业务不熟悉，经常加班，女儿非常懂事，下学后一个人呆在家里。” 刘文英 党旗见证姊妹情 采访刘文娟，是在3月30日的晚7时。刘文娟告诉记者，如果在白天说姐姐的事，她的情绪一整天都调整不过来，会影响工作。 刘文娟告诉记者，刘文英是她的大姐，比她大6岁。小时候，两人经常在一起。她12岁时，姐姐考上了太原市警校，开始住校，一星期才回一次家，有时两星期才回来一次，每次见到姐姐她总是抱怨，嫌她不经常回家。姐姐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建矿派出所上班。“这下姐姐可以经常回家了。”刘文娟想到，然而姐姐回来得更少了。每次总说工作忙，脱不开身，“当时年龄小，不理解她每天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心里对姐姐非常不满意，认为她是找借口不回家。”刘文娟话语里充满了内疚。 1989年，刘文英牺牲时，刘文娟才16岁。刘文娟没有想到见姐姐最后一面竟是在西山矿务局医院的太平间。“当时，父母哭得很伤心，特别是母亲，几次差点昏过去，我站母亲旁边，不停地流眼泪，我第一次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刘文娟用手背拭去眼角的泪水：“其实改变我一生的是姐姐身上盖着的一面党旗。党旗是非常神圣的，从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姐姐从事的工作的伟大，我为有这样的姐姐而自豪。面对党旗，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像姐姐一样，做一名警察。” 18岁那年，刘文娟高中毕业，如愿以偿地进入公安系统，成为太原市万柏林公安分局里的一名女警，直到现在。十多年来，她一直从事内勤工作，多而杂，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没有任何怨言。正如她当初进公安系统时所言：“只要能当警察，干什么工作都可以。” 本报记者 李雪 兰玲(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网络编辑：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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