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建筑存在安全问题 专家呼吁我国立法限高楼

　　本报记者 李健

　　如果你在大楼第63层工作，离地面200米，大楼突然发生火灾，你该怎么办？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专家组专家金磊说，很多在超高层建筑上班的人，几乎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这个问题却日益威胁着城市安全。

　　根据规定，高于24米的建筑属于高层建筑，高于100米的建筑属于超高层建筑。金磊说，城市安全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让一名身强力壮的消防员从第33层跑到第1层，用了35分钟。如果是一名身体素质一般的工作人员或老人、小孩，所需时间肯定翻番。而火借风势，30秒内就可以从第1层到达第33层。这样算来，人们跑到楼外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京城第一高楼的纪录不断刷新

　　北京电视中心工程目前已经“长”高到170余米，设计高度达249.9米的银泰中心也顺利建到地上好几层。两年之内京城第一高楼的纪录不断刷新。

　　面对不断“长高”的北京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说，盲目建高楼未必是好事。

　　有关调查显示，我国高层楼宇空置现象相当严重，而日常管理开支又十分高昂，一批超高层建筑几乎已经被庞大的开支压垮。建筑高度超过300米之后，建筑成本很高，同时还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内部交通问题，已经失去了所谓的节约土地的意义。

　　赵知敬曾到国外很多地方考察，在国外很多现代化大都市，超高层建筑也只是城市点缀而已。一直从事城市规划的赵知敬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北京对楼层的限高问题一直把关很严，除了中心城区及长安街沿线，主城区以外的城市建筑物，楼房高度原则上不得超过60米。后来，随着城市之间兴起的“高楼攀比热”，北京的高层建筑数量也是有增无减。“如果没有系统的限制楼高的法规，北京盖再高的房子也有可能。”

　　赵知敬说，建筑首先应该强调适用和经济原则，超高层建筑在很多方面存在缺点儿。

　　第一不经济。超高层建筑必须使用最先进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成本很高，盖一栋200米高的大楼的成本，甚至比盖两栋100米高的大楼成本还要高。“虽然中国城市土地资源紧张，可还没有稀少到非要盖超高层大楼来解决的地步。”

　　第二不适用。赵知敬说，超高层建筑里工作人员很多，要到达顶层甚至要在楼层中间换乘电梯。如果电梯出现故障，给使用者带来的麻烦更大。上下班的人流高峰，将造成楼层拥挤，超高层建筑周围也会出现人流高峰和车流高峰。

　　“中国城市建筑必须要有好的规划和设计，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追求高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馨说，我国是人口大国，土地资源很缺乏，不可能所有城市都要求盖一层的房子，允许一定的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是必要的。但必须承认的是，超高层建筑技术更复杂，工艺更先进，投入更大。“有些政府和企业把超高层建筑作为宣扬政绩的工程，盲目攀比，不符合实际。”

　　马国馨强调，高层建筑建在哪里，该不该建，必须慎重考虑，符合可持续发展观。“房子是用来居住和办公的，如果用起来不方便，再好再高的房子也不好”。他说，很多地方盲目攀比，争相盖所谓的“世界第一高”，“这样的第一对国家发展没有意义”。

　  消防云梯的高度赶不上楼高 一旦出问题楼越高越可怕

　　正是担心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2002年7月14日揭晓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方案，已经没有了数百米的超高层双塔建筑。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专家组专家金磊说，这是规划师和建筑师有了安全意识后，冷静思考做出的理性决定。

　　“消防部门的云梯只有100米高，如果300米的高楼出现火灾，根本无法进行救援，除非动用直升机灭火，可协调还需要时间。”金磊说，城市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隐患往往被人们忽略。

　　据他介绍，研究表明，超高层建筑存在诸多火灾事故隐患。建筑装修中使用了大量可燃性材料，建筑内部还分布着大量电线电缆，一旦火灾形成，火势会非常迅猛，电梯井和管道井就像一个个大烟囱，火借风势，蔓延很快。此外，超高层建筑中普遍使用的钢结构体系耐火性较差，超高层建筑内部人员疏散也会比较困难。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说，建筑并非越高越好，超高层楼宇无异于一条竖立起来的街道，存在着安全、内部交通、环境、能源消耗等多种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纯粹是自找麻烦。

　　他认为，开发商、投资商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不能急于求成，把超高层建筑看成地方性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更不能带有“急功近利、树碑立传”的想法，防止为“制造市场卖点而牺牲建筑使用功能的做法”。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超高层建筑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曾是城市形象的标志，但从安全的角度而言，不应该盲目兴建超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不宜紧邻政权中心，也不应靠近文物区，更不应靠近军事中心，否则一旦遭到破坏，损失将不可估量。

　　“限制超高层建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金磊说，另一个同样紧迫的事情，是要培养公众的城市安全意识，尤其是生活工作在超高层建筑内的城市居民，这种意识的培养和宣传在我国十分缺乏。“一旦发生危险，他们的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

　　“超高层建筑盖了不少，可人们对于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考虑很少，在理论研究方面更是空白。”作为“北京十一五期间城市综合减灾应急体系建设”项目主持人，金磊把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写进了规划。

　　金磊分析，随着经济发展，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还会越来越多，城市安全关注的重心将是这些建筑。“到2008年左右，北京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肯定会超过几十座，在这些建筑出来之前，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到。”

　　挡住的不仅仅是阳光白云 还有不可挽回的城市景观

　　对北京城区的规划，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提出建议，以北京西部的五棵松为中心，建立新北京城，在新城区盖高楼，老北京城则以景观保护为主。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杨鸿勋是梁思成的学生，他说，超高层建筑对城市文化景观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个问题在北京很明显：现代化高楼和四合院混杂，摩天大楼和古城遗迹穿插，为了盖高楼而强行拆迁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建筑。

　　杨鸿勋说，国家提出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可这种提法到了地方理解出了偏差，“很多地方理解的城市化，往往就是城市规模更大，楼房更高，于是出现了大量超大城市，出现了大批超高层建筑”。

　　由于建筑规划具体执行不力，超高层建筑随意选点现象严重。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超高层建筑往往建在人群最集中最繁华的街道，而这些街道有时却是一个城市文化最丰富的地方，搬迁和重建工程，对城市文化景观的破坏力巨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向世界学习，在超高层建筑方面，我们盲目学了国外很多东西。”杨鸿勋说，因为盲目学习国外超高层建筑的风格，我们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

　　除了建筑风格，超高层建筑还带来了其他负面影响。杨鸿勋说，超高层建筑挡住了城市景观的宽阔视野，高楼和古建筑混合，打破了以前和谐的布局，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同时，超高层建筑日益增多，往往造成对日照、空气流通等的阻碍。在一定的时间内，超高层建筑周围的低矮建筑没有阳光照射，空气流通不通畅，汽车排出的大量废气散发不出去，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未来生活方式追求自然生态，而盲目追求超高层建筑可能适得其反。”

　　广州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栋百米以上建筑 专家建议立法削高楼

　　广州高楼密集程度居世界前列，广州市民主促进会在日前结束的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呼吁立法限制市区高层建筑。

　　调查显示，广州市现有18层以上的高楼7000多栋，居世界前列。其中，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有360多栋，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栋。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高楼不仅高，占地面积也很大，楼体左右宽达100多米，楼与楼之间相连或楼距极小，犹如一幅幅顶天立地的“石屎天幕”，成了城市景观的败笔之作。如果不加限制，过不了几年，整个市区将会布满“石屎森林”。

　　提案称，从城市发展规律上看，高楼现象是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是，高楼在给城市带来效益的同时，一系列的问题如消防隐患、污染环境、城市局部高温等也接踵而来，应引起重视。

　　高楼造成了高容积率，高容积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口过度集中，绿化空间被占据，人均绿地面积减少，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广州去年灰霾天气高达144天，过密、过多的高楼群难辞其咎。而且，城区高楼一般都建在路边，既不利于交通，也容易形成两道回音墙，造成噪音污染。

　　在城市规划中，对建筑楼距都有严格规定，但在寸土寸金的商业黄金地带，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加上高楼的外墙一般采用玻璃材料，具有“反光镜”的作用，反射太阳光后会使楼群周边气温升高，容易造成“热岛效应”。

　　在发达国家，除了标志性建筑外，基本上不建高楼了。目前国内的上海、南京等地也都相继立法，限制市区的高层建筑。因此，提案提议，广州市应该通过立法限制城市高层建筑。同时，应借鉴国外或其他城市建设经验，在一些繁华或人口密集的地带，推行楼高限制和低容积率政策。政府在这些地方进行城市开发和土地转让时，应有全盘规划，对每一地段的楼高和容积率都应该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禁止开发商随意增加楼高和容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