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毕舸来源： 《晶报》
一位女律师只用了三点论述就驳倒了有关部门出台“人流审批”政策的可操作性。首先，这个规定只适用于一个特定区域，那么该区域以外的地区仍然可以“我行我素”。其次，只有医院才能够进行性别鉴定，要控制性别比，更应该从医院管理上下功夫。再次，该规定的实施没有法律依据，做不做流产完全是个人的事，计生部门根本没有权力进行审批。
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要有直接的政策内容设计与实施的投入，还需要有实施政策过程中的管理投入。打一个比方，有关部门认为性别比例失衡已经成为一项社会病，必须加以治疗，它出台的“人流审批”政策就是药方。开出药方只是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最关键的阶段在于“病人”（民众）服药（执行政策）的阶段。从按照“使用说明”所要求的正向药效（民众服从政策），以及遏制其副作用的措施（如何监督民众不逃避这项政策）两个层面来看，民众对这项政策的服从程度，决定了“人流审批”政策是否能够按照“制度”规定发生效力。
正是在这样的角度上，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经常提醒：有关部门必须选择那种在成本管理和耗费方面都能够“做得到”的制度，即是那种民众能够认真地、严格地执行“使用说明”的制度，从而保证政府可以承受其带来的各种代价。如果民众根本不能够做到按“制度”要求行事，意味着政府如果要强制实施这项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是无限大。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管理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过分看重政策在图纸上的远大前景与灿烂效果，而忽视了“制度”执行层面的绩效。“人流审批”政策本就与“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背离，因此其被删改是必然的结果。一项公共政策变成了无谓的管理资源浪费，还影响了有关部门的公信力，这便是双重损失了。
摘编自《晶报》4月1日 文/毕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