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广州起义英烈·访谈篇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黄丽娜　尹安学通讯员苏爱荣　莫伟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侯恕望　陈国78年前发生的广州起义，被聂荣臻元帅称为“广州的‘巴黎公社’”。78年后，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陈弘君副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第一次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十分重要！”

　　下了一场革命的及时雨

　　陈弘君说，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掀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取得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时迫切需要采取具体的革命行动，对抗敌人的屠刀，以此打击敌人，激励群众。“广州起义，发生在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度捣毁敌人的神经中枢，建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这对国民党新军阀是个沉重的打击。”广州起义明确提出起义的目标就是消灭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目标明确；发动起义时，有2万多农民自卫军参加，群众基础好，部署周密。1927年12月《见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中指出，“中国被剥削阶级自己起来夺取了政权，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仅见的。”长期研究广州起义的《广东社会科学》原主编黄振位认为，广州起义以武装的行动回答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冲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营垒，准备之充分，时机把握之准确，斗争之英勇，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完全堪称中国现代史上革命壮举，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研究者的共识，在当时下了一场革命的及时雨。”

　　全亚洲第一次伟大尝试

　　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指出：“这一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移转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与社会的移转，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卜穗文馆长认为，在广州起义之前，曾经建立过一些革命政权，但这些政权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包括南昌起义，也是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起，联合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但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完全是一个新型的革命政权。黄振位分析，这个政权在领导方面，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在世界的东方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工农民主政权。这个政权第一次出现工农红军，这支工农红军改用斧头镰刀为标志的红旗，完全区别于过去的国民党，保证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直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政权以工农兵为主体，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不像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政权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广州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颁布革命法规，实行革命政纲,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了革命人民的强烈愿望。黄振位说，广州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人民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为后来红色政权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开创中国革命新时代

　　广州起义有力反驳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通过实际行动开创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局面，最终带领革命群众走向胜利。黄振位研究后发现，通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特别是广州起义，让中国共产党然逐渐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子：建立自己的军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折”。大革命前后，共产党曾掌握了极少数革命武装，但这些武装并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员的旗号，实际上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从组织系统到领导机构都是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共产党没有独树一帜。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要缔造自己的武装队伍。经过国民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的转变，到广州起义时已经出现了工农红军，这支队伍不仅具有无产阶级性质，而且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完全区别于过去的一切军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有了自己的军队，就掌握了革命斗争的主动，这与国共合作前有根本区别”。

　　为革命提供经验教训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陈弘君副主任认为，广州起义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当时的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广州起义准备细致充分，在当时确要发生暴动的必要，但选择大城市暴动，随着敌我力量对比逐渐拉大，广州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天多即被摧毁，“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中心城市交通便利，敌人能很快调集兵力。照搬外国以城市为中心，在城市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陈弘君副主任认为，广州起义是一次光荣的失败。起义部队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支配下，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和大无畏的气概。他们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已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革命烈士用自己生命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诗篇，成为我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卜穗文馆长认为，广州起义发生在党对领导武装斗争进行探索的初期，它局部的胜利和全局的失败都为以后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子琦／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