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积极求解“穷人的经济学”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张先国、胡靖国、顾立林)“大包干”策源地小岗村如今有了集体合作经济组织，曾是中国农业楷模的大寨村现在农业经济比重仅为2%。这两个著名村庄的沧桑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在艰辛中求解“穷人的经济学”的努力与探索。

　　小岗：产业化带来希望

　　“两个一号文件又把农民的积极性找回来了，跟刚搞‘大包干’时差不多。”小岗村“大包干”创始人严俊昌说。2004年，小岗年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了1000元，达到了3100元，这个数字虽然与东部众多乡村有较大差距，但已是小岗村历史最好成绩。

　　今年64岁的严俊昌27年前带头签下的那份秘密协议，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后，不仅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还向城市与工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原料与劳动力。2004年，小岗村粮食产量由1978年1.5万公斤增加到90万公斤。“大包干”以分散劳作的形式提高了生产效率，让小岗农民彻底告别了外出讨饭的岁月，但随后的20多年里，小岗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不少青壮年外出打工，部分土地荒芜。严俊昌说，“大包干”是治穷的灵丹，却不是致富的宝典，承包到户只解决了温饱问题，致富还是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搞产业化。

　　目前，小岗村九成农民种了葡萄，四成农民饲养种猪。他们成立了葡萄协会与养猪协会，还集体注册了一个“现代农业公司”，协会和公司为农民提供技术与销售渠道。作为打破“大锅饭”的标志性人物，严俊昌强调说：“协会是新的集体组织形式，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之上，不是回归人民公社时期。”

　　大寨：工业化带来幸福

　　比小岗更早扬名全国的大寨已提前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曾是中国农村教科书式范本的大寨，现已变成了一个风景优美的森林公园，并生产“大寨牌”的衬衫、羊毛衫以及多种食品和饮料，农业只占总产值的2%，绝大部分农民投身于工业和旅游服务业，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1.1亿元，人均年收入达4500元。

　　“大寨人的特点是听党的话，党让致富就致富，”45岁的村妇女主任李怀莲说：“现在大寨人成天动脑子怎么赚钱，怎么把孩子的学习搞上去。”大寨村76岁的宋立英曾是全国农民学习的劳模，她6年前开始学习写字，4年前开了一家旅游品商店，年收入近万元。她说：“无工不富，不搞工业，光搞农业，我们国家永远富不起来。”当游客索要签名时，这位开朗的老人总是签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8个字，在她看来，这是中国人走向富裕最不可缺的精神。

　　农村现代化任重道远

　　从打破“大锅饭”到组织产业化协会，小岗村展现了不断创新的勇气；从战天斗地种粮食到因地制宜搞旅游，大寨村展现了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不断创新与实事求是，正是中国求解“穷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两个村庄只是“穷人的经济学”中微小的个案，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谁来养活中国？谁来养活中国农民？”

　　“养活中国”的责任由中国农民承担。近年来，紧缩地根的调控手段有效遏制了耕地锐减势头，税费改革、免除农业税、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粮食主产区政府也在努力探索新的办法。河南省今年开始集中财力在24个县打造“中原粮食核心产区”，计划每亩地平均投资300元以上。“不能让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受穷，不能让种粮食的农民吃亏。”徐勇说。

　　实现规模经营，必须要“减少农民”。中部六省1.9亿农民生产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粮食，现有4600多万农民外出打工。据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梁亚莉分析，若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中部六省还需要转移至少5000万农村劳动力，这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

　　转移劳动力、反哺农业都需要加速工业化，工业化加速又会加剧人地矛盾。有专家称，中国“三农”问题，就像一道错综复杂的系统方程式，其难度绝无仅有，好比“一只走兽化为飞禽”。如果说“穷人的经济学”是一座大山，那么，中国已幸运地找到了一条翻越大山的道路。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还需要披荆斩棘，一步一步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