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湖北日报）邓忠强
李离是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文公手下的一名司法长官。在一次审理案子时，他根据下属报来的案情错判了一人死刑。后来真相大白，李离深感己过难恕，于是令人把自己关押起来，并自请死刑。
晋文公闻案欲开脱李离的责任，对他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可李离道：“臣下当的是首席法官，平常不曾把这个职位让给下属，拿的俸禄也不曾与下属分享。如今我错判致人冤死，却把己过推到下属身上，这怎么行啊？”晋文公见李离不领情，又将他一军：“你若自认为有罪，那么作为你的君王，我岂不也有罪过？”李离仍坚持说：“律条规定法官断案，失刑则刑，失死则死。您认为我能明察秋毫，决断疑案，所以才委派我任司法长官。现在我错杀了人，罪当死，这跟国君您有什么关系呢？”说罢，拔剑自刎而亡。
这则“李离伏剑”的故事，载于《史记·循吏列传》。如今研读，仍不禁为李离的依法自裁所感动。按说，他若不自我“伏剑”，是本可以顺着晋文公的宽恕而逃过惩罚的。在君王“一手遮天”的社会里，君不追究大臣之过，谁又会来向高官问责？李离的可贵，就在于他不以官高压法而要依法自裁。首先，他有很强的责任意识，能清醒认识到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既然是高官，就该权力越大担责越重，不能出了事就将己责推卸。其次，他有很强的公正司法观念，深知法律不仅是规范平民百姓的，也是规范高官和司法者本身的。既然自己在司法中错杀了人，当然就得依照“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律条来追究，不然怎么体现出司法的公正呢？
如今，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我们的法律和司法程序已越来越完善和科学，只要依法按程序办案，一般不会致人冤死。而且，我们的错案追究制度也越来越健全和合乎情理，即使有错案发生，若经查实不属于故意而为，其责任者在受到追究中也不至于“失死则死”。笔者今日说起李离这事，也并非倡导今人都要像李离那样去“伏剑”抵过。只是，我觉得这故事对于我们怎么对待过错的问题，仍有启示。比如，发生了错案特别是重大错案、重大事故、重大决策失误等，我们的相关责任者理当勇于担责，而决不能文过饰非。现在有的人渎职出错，别说自请依法制裁，就是认错担责的勇气都没有，这是何等低的境界！
依法问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既强化制度问责力度，又增强自我问责意识，我们的各级各岗位的责任体系，才能愈加完善；而整个社会的运行，也才会更加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