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参丸起风波 农妇试药六年后死亡

　　从1998年10月开始，农妇沈新连在当地卫生院医生的监护下，每周免费服用两粒人参丸。她并不知道，这是韩国一家机构进行的药物试验。

　　到了1999年7月，沈新连突然感到头痛、头晕，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但医生否认了高血压与人参丸的关系，于是她仍旧一次不误地服用人参丸，直到2001年三年试验期满。

　　2002年3月，沈新连已经不能干农活了。“吃饭的时候，连手里的碗都会突然掉下来。还经常出鼻血，很多次早上起来，嘴里都是淤积的鼻血。”

　　2004年2月23日，在被病痛折磨了2年多后，沈新连的肾脏彻底坏死，因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离开了人世。

　　>>免费吃药

　　1998年10月的一天，农妇沈新连突然接到浙江海宁市马桥卫生院的通知，去医院体检。

　　“现在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免费给你吃人参，服用后你的大肠息肉能够缩小甚至消失，不要错过机会呀。”在马桥卫生院，一位不认识的医生对体检后的沈新连说。

　　海宁市属于大肠癌高发地区，1978年~1980年曾在全市范围内做过大肠癌普查。在普查中，沈新连被查出患有腺瘤性大肠息肉，容易导致癌变。

　　随后马桥卫生院的医生递给沈新连一张纸让她签字，不识字的沈高兴地在那张纸上按了手印。

　　回到家，沈新连很高兴。一进门就说，毛主席又回来了，政府关心农村老人，免费发放价值3900多元的人参，正好轮到她了，而且可以连续吃3年。

　　从那时开始，沈新连每周日去一次马桥卫生院，在医生的监护下，服用两粒人参丸。由于到卫生院的路太远，后来就到马桥卫生院柏士卫生所的顾金奎医生处服用。

　　>>死亡之旅

　　到了1999年7月，沈新连突然感到头痛、头晕。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血压在180mmp左右。

　　“母亲开始服用降压药调整血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血压还是越来越高，而且非常不稳定。”沈新连的儿子叶沈明说。

　　2000年5月，沈新连的收缩压已高到了230mmp！

　　这时候，叶沈明隐约觉得，母亲的血压居高不下，和每周服用的人参丸或许有某种关系。

　　他们找到了顾金奎，顾找了当时的马桥卫生院院长林雪松。林雪松最后找到了海宁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所长沈永洲。

　　“‘人参预防大肠癌研究’其实是由韩国癌症中心医院与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于1997年合作立项的，韩方负责总设计。1998年吸收我们参与实施，所以人参丸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们只负责给项目找实验者。”

　　2005年3月19日，沈永洲告诉记者，“林雪松打电话说有人服用后血压高，我就让她停服一次看看情况。如果停服后血压还是没有下降，说明和人参丸没有关系。”

　　停药一次后，沈新连测血压是180mmp，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估计血压高不是人参丸的问题，你继续吃吧。”顾金奎和沈永洲电话联系后，转达了肿瘤防治研究所的意思。沈新连就再也没有多想，在接下来的1年中，她还是一次不误地服用人参丸，直到2001年期满为止。

　　2002年3月，沈新连已经不能干农活了。“吃饭的时候，连手里的碗都会突然掉下来。还经常出鼻血，很多次早上起来，嘴里都是淤积的鼻血。”

　　在被病痛折磨了2年多后，沈新连的肾脏彻底坏死，肾功能衰竭并有尿毒症。

　　2004年2月23日，沈新连离开了人世，死时64岁。

　　>>官司打输

　　让叶沈明确信母亲的死和人参丸有关系的，是第三次住院期间和一位张姓医生的谈话。

　　“我母亲为什么会得尿毒症？”“主要是血压长期过高，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前她服用了3年的人参丸，是不是有关系？”“血压这么高，服人参肯定不好，你应该去找他们。”

　　一番话让叶沈明顿觉醍醐灌顶，他将海宁市中医院(海宁市肿瘤防治研究所于2000年10月并入中医院)告上了法庭。

　　但判决让叶沈明非常失望。法院认为“人参预防大肠癌研究项目”是经过有关部门立项审批的，属于正常的研究活动。沈新连在服参过程中怀疑其高血压与服参有关并向研究所反映时，研究所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了自己的义务。而在此后的服参过程中，沈新连也没有向研究所反映有不良的反应。沈死亡后，家人也没有向有关部门要求进行尸检。因此法院认为，造成沈新连服参与死亡间的因果关系无法查明，过错在于原告叶沈明一方，判定叶沈明败诉。

　　>>服药疑点

　　在肿瘤所提供给叶沈明的一份《参与人参预防胃癌研究项目同意书》上明确写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高血压在服用过程中血压轻度上升，个别病例可流鼻血、失眠、便秘等，发生这些不良反应者及时与本研究小组联系，以便处理。”但顾金奎表示，他从来不知道。

　　另一位“试药人”沈小妹说：“直到沈新连死了，我才意识到我们都在被当作试验品。”沈小妹很生气。“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做试验，我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在整整三年中，沈小妹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机构给她服药，也不知道自己每周吃的到底是什么。

　　>>试药乱局

　　国外医药巨头纷纷瞄准中国进行药物实验，而我国在新药临床试验方面缺乏强有力监督。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其中基本是以国外新药为主。目前有60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着近100个项目的一期临床试验，直接参与人员数万人，如果算上大面积的采样对象，至少在50万人以上。本组稿件由南方都市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