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贩婴网络揭秘

　　核心提示：发生在福建莆田的贩卖婴儿事件，一个集收购、运送、中转、窝藏、贩卖于一体，时间跨度长、作案次数多、成员复杂、网络交织的跨省、跨国作案的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10年来收购、运送、拐卖婴儿70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达104人。福建莆田警方揪出了横跨云南、福建、贵州、四川、广东、黑龙江等六省、游走中缅两国作案的拐卖儿童团伙。

　　跨国作案拐卖儿童70起

　　出生证引出惊天大案

　　案件的引子还要从奇怪的出生证说起。从出生证上看，两个孩子的出生时间都是1998年的7月9日，孩子的母亲也都是一个叫林梅英的人。但这对双胞胎中，一个孩子的出生医院为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另一个孩子的出生医院却是莆田市北高镇卫生院。双胞胎竟出生在两个不同医院，太蹊跷。而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出具的证明显示，1998年7月9日双胞胎的妈妈并没有在这家医院分娩，出生证的编号也是假的。这样奇怪的出生证莆田警方一个月里就发现了4起。

　　警方发现，有人利用接生员的职业掩护，拐卖儿童，制造假的双胞胎出生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制作这些假双胞胎出生证的，都是莆田当地的一些乡村接生员，他们把拐来的孩子和莆田当地的婴儿，凑成一对双胞胎，做假双胞胎出生证，上户口，让被拐的孩子身份合法化。这些接生员还有一套行话，男孩叫一粒，几个月大叫几毛，照片上这个孩子，叫翁小弟，接生员却叫他一粒两毛，意思是说男孩，两个月大。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落入了人贩子手里，就成了待价而沽的货物。

　　4月男婴的被贩经历

　　翁小弟是在2004年的8月5日被福建莆田警方解救的。

　　犯罪嫌疑人翁玉英自供：“孩子是花1万4千块钱买的。”

　　由于孩子没有马上找到买家，翁玉英把孩子暂时喂养在她的家里。谁知，就在第二天，孩子生病了。

　　犯罪嫌疑人戴金元说：“小孩肚子大了，不知道有什么病，他一直哭，一直哭。”

　　翁玉英买翁小弟的时候，已经请专人检查过，孩子身体没有问题。可为什么孩子到了翁玉英手里就生病了呢？

　　福建莆田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郑晓斌分析：“我们估计是她用的过期奶粉，小孩子不是进进出出嘛，买了一罐，这个小孩子没吃完，下个小孩子接着吃，放久了奶粉就失效了。”

　　民警郑晓斌补充说：“孩子的病很严重，脸都黑掉了。我对人贩子说小孩病了，你还不知道，再不看就完蛋了？”

　　孩子接着被送到东庄镇卫生院急救。

　　医生建议，孩子病的太厉害，镇卫生院治不了，孩子应该马上送莆田市医院。

　　莆田市医院儿科副主任李金水说：“当时孩子中毒状况比较重，发烧，抽筋。”

　　医生诊断，这个只有2个月大的孩子已经患上了败血症、化脓性脑膜脑炎、急性支气管肺炎、中毒性肠麻痹、中毒性肝炎和中毒性心肌炎。

　　从2004年6月17日开始，翁小弟住院治疗，半个月后，孩子的病情总算初步稳定下来，对这个不幸的孩子来说，未来似乎在变得一点点好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自称孩子妈妈的翁玉英却提出了中断治疗，要接孩子出院。为什么呢？

　　民警郑晓斌证实：“他怕亏本，因为他的利润只有七八千块钱，要是治病花了七八千块钱，这个小孩子就亏本了。“

　　然而医生认为，翁小弟的病并没有治好，中断治疗对孩子很危险。

　　医生：“中断治疗，如果这个命能保住的话，就怕将来有很大的后遗症。”

　　7月3日，还在病中的翁小弟被翁玉英带出了莆田医院，带到了神婆那里。

　　后来翁小弟被莆田警方迅速送往莆田医院，但由于上一次治疗不彻底，第二次住院，孩子的身上被插上各种管子，受到一级护理。

　　病情稳定后，翁小弟被转到了莆田市福利院。

　　看管护士说：“知道可能他马上就不行了，我们都在他身边围着，我们大家一直叫，一直在叫，没办法，他就这样走了。”

　　12月13日，翁小弟的尸体在莆田市殡仪馆火化。

　　翁小弟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短短的七个月。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断送在了人贩子翁玉英手里。莆田警方调查后发现，翁玉英身后，隐藏着一个专门贩卖婴儿的集团，规模庞大，跨省也跨国，这个贩婴团伙是如何运作的呢？

　　贩婴团伙的运作经过

　　为村民接生服务的一家乡镇卫生院，一些接生员在这里打起了歪主意。

　　接生员：接生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生了女孩，抱怨说想要男孩。

　　民警：他们的信息资料最多，他会帮人家去找去问。

　　莆田当地婴儿市场实际上是由主犯之一林淑梅和同犯把持的，有人家要买小孩的信息都会汇集到他们这里。在她家里搜到的电话号码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买主的电话。有了主顾，林淑梅等人就会向他们的上家买进孩子。

　　主犯之一林淑梅：买孩子要买健康的，要买漂亮的，长得丑谁要，人家拿钱出来买，当然要漂亮的。

　　接生员们的医学知识在买卖孩子上派上了用场。

　　接生员王妹珠：有个男孩要卖，帮着去审查孩子，孩子的脚、手有没有毛病，还有怕孩子不聪明的。

　　在孩子没有卖出前，他们还有临时放孩子的地方。在这个环节，有人专门负责喂养孩子。

　　林淑梅：找人专门照顾小孩，一般一天给20块，不能让孩子感冒，每天让他干净一点，给他喂奶。

　　这个贩婴集团内部，收购、运输、看管、联络、卖出婴儿的各个环节都有人专门负责。经过这样一条流水线，黑钱就挣到手了。

　　民警：三千至四千收购一个小孩，一下车到莆田这个价变成九千、一万，卖出去起码1万8或2万4。

　　苦苦寻子路

　　记者在莆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遇到郭贵芬，听说8月5日晚上解救了一批孩子，她急匆匆地赶来，想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她的孩子。

　　郭贵芬：有的人说，那些人贩子很恐怖，把人家小孩子脚手剁掉，去乞讨，那些人就这么说。我整天晚上连觉都睡不好，有时候想想，卖到好的人家还好，万一是那些人贩子让他在街上讨钱怎么办。

　　郭贵芬原本在四川老家带孩子。由于公婆早已去世，一个人带孩子并不容易，去年5月，她带着孩子来投奔在福州打工的丈夫。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一个到她家借住的老乡说带孩子去买菜，抱走了孩子。

　　郭贵芬：有个摆夜市的经常爱跟我开玩笑。那天他跟我说，你们家孩子给人家抱走了，我就心里有点急，后来又去打电话给她，她手机就关机了。

　　孩子丢了，而且是被老乡抱走了，郭贵芬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而她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找回自己的孩子。

　　郭贵芬租住的是农村的房子，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们以盖楼出租房屋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像这样的城中村，外来人口多，孩子多，父母们又疏于防范，使得这样的城中村成为拐卖儿童案件的多发地。

　　郭贵芬和丈夫把孩子不多的照片翻拍了很多张，到处散发，还专门去过厦门、福清，也到莆田找过孩子。

　　苦苦寻找孩子的郭贵芬，并没有在被解救的四十多个孩子中，找到自己的孩子。等待她的还是漫长的等待。郭贵芬丢孩子的地方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而这里正是丢孩子的多发地带，为什么城中村容易丢孩子呢？来看看发生在云南昆明城中村的故事。

　　昆明城中村的故事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马宁说：“昆明东面、南面、北面三面的城郊结合部，都在官渡区。”随着昆明城区的不断扩张，新建的城市楼盘，慢慢地把郊区的农村包围起来，在马队长所说的城郊结合部，像王兴普居住的城中村有五六十个。在有的地方，高楼和农田只有一步之遥。住在这些城中村里的人大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王兴普居住的护福村，记者看到，几乎每座楼上都挂着“出租”的牌子。这使得本地居民只有800多人的村子，住进了6000多外来人口。这些出租房一排挨着一排，道路和进出口错综复杂。住在里面的外来人员也鱼龙混杂。生活在这里的孩子，有的在路边玩耍，有的在路中乱跑。即使是天黑以后，在有的巷子里依然能看到一个个孩子的身影。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给了人贩子以可乘之机。在2003年的“108”会战中，昆明警方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被拐儿童。2004年的“7·20”会战中，昆明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解救出被拐卖儿童27名。解救出来的孩子大多数已经和家人团聚了。尽管如此，昆明警方并不满意自己的成果。大队长马宁：经过我们的努力，找回来的儿童和丢失的儿童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王兴普家的两个孩子就是一个也没有找到。同样没有任何消息的还有这个叫吕珊妮的小女孩。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吕又敏：我从来就没有流过泪，谈到孩子我就流泪。

　　面对记者，吕又敏几次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这让正在翻看女儿照片的妻子更加难过。

　　吕珊妮妈妈：摸一摸她的相片，就好像在摸她的人一样。

　　不光是孩子找回来的概率不高，就在昆明警方全力打击人贩子的同时，城中村里依然在丢失儿童。王兴普就经常在家门口的街头上看到新贴出来的寻人启事。

　　王兴普：这上面是我刚刚发现的2005年2月13日丢失的。

　　只要看见这些寻人启事，王兴普都要记录下来，并和家长们互相打探一下消息，在他的记录中，2004年到2005年2月份，昆明市又有20名儿童失踪，地点依然是在热闹而杂乱的城中村里。

　　对丢失孩子的父母来说，寻找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云南警方统计，98％以上丢失孩子的事件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在一个个缺乏管理的城中村里，这里治安混乱，父母打工又难以顾及，这都给人贩子可乘之机。看来，对这些农民工聚居的地方，有关部门有责任好好管管，让农民工的孩子能有一个安稳的家。（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