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放卫星”令人啼笑皆非(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07日11:53 温州都市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些话在那个时期极为流行。1958年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本版日前刊出了《我去炼钢》一文后，勾起不少人的沉重回忆。与“全民炼钢”同出一辙的荒诞剧———“农业放卫星”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1958年大跃进运动，“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小姑娘。

“放卫星”放出千斤稻

　　1958年7月的一个夜晚，地处温州市郊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响起了一阵锣声，丰收农业合作社通知社员紧急集合，下达一项特殊任务：立即行动，将周边的几亩已成熟的早稻，突击移植到一个10亩左右的试验田里。大家开始挺纳闷，经打听才知道，原来接到上级通知，明天市里领导要到这里召开早稻丰收现场会，验收高产成果。因干部之前夸下海口，亩产要超千斤，实际上却有较大距离，只得采取并田，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进行补救。

　　那时报纸上天天刊登“放高产卫星”，时属温州地区的温岭、黄岩已跨“农业纲要”亩产要求800斤，正向“双千斤”冲刺，而人民日报相继报道贵州金沙县民丰合作社单季早稻亩产3025斤，湖北谷城县乐民合作社亩产小麦2357斤，可没几天这个记录又被打破，河南西平县和平合作社亩产小麦达7320斤，一颗颗“卫星”上天，捷报频传，而作为“鱼米之乡”的温州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粮食产量老是上不去，当“父母官”的坐立不安，必须奋起直追，大放卫星。

　　现场会开得很成功。当地、市领导以及跟随的各兄弟区镇干部与新闻记者目睹社员挥汗如雨地抢收稻谷的场面，又亲自过秤，试验田亩产1568斤，喜讯翌日即见诸报端。这不是造假吗？无奈是上面压出来的，上头一吹二压三许愿，基层干部也只好“假、瞒、骗”。丰收社刚拿到高产的红旗，马上被别人夺走了。平阳、乐清干部试验田单季亩产分别达3224斤与3483斤；瑞安凤山试验田4860斤；永嘉永临林福大队亩产6300斤……

　　那阵子农业卫星越放越大，越放越多。家住市区下吕浦的唐大爷，当年是平阳县一名公社书记。他说，比起全国高产的卫星，数温州的水平最低了，人家是亩产15万斤稻谷、10万斤麦子、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4万斤西红柿，2万斤黄瓜。还有16斤重的大蒜头，500多斤的大白菜，母鸡日产蛋5个，老母猪下崽100多头，毛猪吃肥田粉日长膘1斤多……这些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都陆续报道过。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是农业放卫星时期最流行的口号。火热的情感引发了诗兴，在大放产量卫星的同时，又放出不少“精神”卫星。顿时，农村诗歌遍地、歌声入云，大字识不到半篓的农民却创造成千上万的新民歌，墙上、门上、山岗、田埂，乃至树杆、电线杆上到处是满目琳琅的诗画。“彩云绕着稻杆飘，乐得月亮直弯腰”，“端起水库当水瓢，浇灌旱地披金袍”……在农民的想像中，除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以及“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企盼外，更加希望“稻谷如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如番薯，番薯如冬瓜”、“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长得像扁担”……

　　值得一提的是，当一颗颗高产卫星上天，那些出身农村、从小在田里摸打滚爬过的领导干部，以致挂着农业科学家和农技师头衔的人竟如此轻易相信那些天真的谎言。经过反右派运动，科学家、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都变得谨言慎行，加上当时还在一个劲儿地反右倾、拔白旗，争上游，个个生怕说错话，站错队。于是，当他们去参观高产田放卫星时，只好充当“奇迹的证人”，说了一些违心话。

　　荒诞莫过于科学对荒诞的认同。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失言，无疑为农业放卫星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吃大锅饭不要钱

　　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在放高产卫星，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视察时，听说该县31万人，秋季收粮可达11亿斤时，还担心这么多粮食吃不完该怎么办？接着老人家视察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觉得这种组织形式不错，就说了一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一个更为灿烂的政治卫星升腾九天，震撼世界，连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都感到惊奇，即派员到中国参观，从那年8月开始，短短的一个月内，温州地区全部实行公社化（以区为单位，共69个公社），且体现了“一大二公”的特点。

　　10月开始，温州地区各地大办公共食堂。至11月，全地区共办食堂13018个。且提出了“放大肚皮吃饭，鼓起干劲干活”，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社员自留地作为食堂的菜地，饲养的猪羊鸡鸭全交给社里办畜牧场，家里的锅、盘、碗、桌、椅献给食堂。有人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都有四盘菜，公社日子赛神仙。”“如今吃饭不用忙，收工过后进食堂，只要出工钟声响，无牵无挂把工上。”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没红火几天，就显露弊端，怨声载道。市民李大妈说，那时，她在家乡当妇女队长，白天上工地、修水利、干累活、出牛劲，饭量很大，一餐三大碗还不够。开始觉得吃食堂不吃亏，放开肚皮多吃呗，可后来粮食不够，改为指标到户，凭票吃饭，再后来凭票也吃不到干饭，光喝稀粥，最后连米汤也喝不上，只能吃野菜之类的代食品，这受的罪，一辈子也忘不了。公共食堂为什么办不下去？李大妈说，没把田种好，再加上浪费！由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少人出工不出力，加上青壮劳力抽去炼钢铁、修水利、造公路，家里剩下了老妇弱小，稻熟时还要请城里的学生、干部来帮忙收割，稻穗落在田头没人捡，担稻谷时东碰西撞洒一路也不心痛，谷子不勤晒，发霉了就拿去喂猪。最后食堂没得吃了，就拿蕉藕叶、番薯藤、南瓜花、水荷花、清明草、马兰叶、苎麻杆等拿来掺杂米粉、麦粉、番薯粉，芋艿做成馒头、饺子、菜饼、汤圆、炊糕、菜饭等，吃了后，肚子胀得鼓鼓的，非常难受。

　　“倒米缸”和大饥荒

　　农业放卫星，“产量”越来越高，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高估产、高指标，高征收使不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备有两本账，一本是应付向上级汇报、检查的假账，另一本是集体收入开支的实账。

　　谎言掩盖不了严峻的事实：大批农村劳力被抽调借用，大量农田被荒芜，正如彭德怀当年所言的“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来年日子怎么过”。可粮食征购任务未减反增，1959年温州地区征购粮食15亿斤。比上年多增征了3亿斤。乐清县1957年亩产650斤时，征购6800万斤，1959－1960亩产达668斤，征购达1.1亿斤，增征3000多万斤，泰顺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2％，粮食征购由原先的1700万斤，增至3400万斤，人均口粮由400斤降为282斤。

　　征粮是硬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采取高压政策，还出现强迫命令，吊打群众，甚至对社员进行挨家挨户大搜查，若发现私藏粮食，一律没收缴公外，严加处罚，群众称之“倒米缸”运动。

　　虽然粮食极度困难，不少生产大队还是多征了过头粮。乐清县有416个生产大队，事后要求退粮510万斤。作为原粮区的平阳万全公社12个大队，1个社办农场，正常年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557万斤，“放卫星”后，产量下降，亩产只有580斤，经高征购，社员口粮仅200多斤，因为缺粮，就变卖财物，甚至房屋，而且各地普遍存在严重的病饿流荒现象。1960年全地区患浮肿病38850人，外流人口4.7万人，至于饿死多少人，难以查核具体数字，据零星统计少说也有几千人，但比起安徽、河南、山东，温州可算是个福地，属全国灾情最轻的地区。那一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1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占绝大多数。人们常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纷纷飞向中南海。

　　那阵子，物资供应极为短缺。有人说，除了空气和水之外，什么都紧张，火柴、煤油、肥皂、青菜全凭票供应，尤其是肉、蛋、油、烟、酒之类的副食品。

　　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在挫折面前经过反省，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地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加强了对农业领导，纠正了种种错误做法，自1962年始，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农业生产得以发展，1963年全地区粮食总产达21.38亿斤，扭转粮食产品连年下降的局面，为解放以来粮食产量最高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