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晓飞来源： 晏才宏的遭遇让人们再一次反思大学中数字化管理的弊端。之所以说再一次反思，是因为刚刚发生了陈丹青对研究生招生体制的反思，人的艺术性情都被“量化”、“表格化”了，而这些都是假科学管理之名。
大学体制对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两个目标越来越厚此薄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科学研究有论文数量这样的硬指标，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学却难以量化。所以老师们
把教学当成副业也就见怪不怪。有人说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晏老师的言行“不合时宜”，这是大致不错的一个事实判断。晏老师为方便接待学生，贷款在校区旁买了新房，并专门辟出一室作为“答疑房”。这些又怎么能够在评职称的时候量化呢？而这一切都在高校的激励机制中缺席了，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的亲密关系渐渐成了一种回忆，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
大学的数字化和正规化，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愈演愈烈。如今没有博士学位恐怕很难谋得一份大学教职了，哪怕你学富五车。当年蔡元培对仅仅中学毕业的梁漱溟的聘任也成了一个神话。如今很多大学都规定博士在读期间必须有几篇文章发表在指定的核心期刊上才可进行论文答辩。已经取得教授职称的老师也要为论文数量劳心烦神，甚至造成了名教授剽窃自己翻译的作品的丑闻。在此背景下，太少的老师愿意去体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的传统。
正如大学也分研究型大学和非研究型大学，专业也应该有非研究型专业；而研究型大学里的研究型专业同样可以有只专注于讲课的老师。事实证明，后者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亚于前者。在笔者的求学生涯中，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可以发表论文的学者太多了，可是课讲得好的老师太少了。
如今的数字化管理加强了效率和可操作性，可是晏讲师所引发的争议，再一次凸显了数字的冰冷无情。或许人们可以期待，哪怕是在数字化的框架下，我们也有必要在关注论文数量的同时，关注一下学生为老师打的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