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圣祥
在一张纸上按下手印，韩国来的人参丸就可以免费吃三年。高兴不已的浙江农妇沈新连本以为是“政府关心农村老人”，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给人家做药物试验。1998年10月服药前才只是患有容易导致大肠癌变的大肠息肉症的沈新连，2004年2月却因尿毒症去世，原因是“血压长期过高”。农妇之子为此将负责药物试验的有关单位告上法庭，但却一审败诉。
(4月6日《南方都市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迟来的”诉讼大概只能以败诉而终，农妇之死与试药的关系或许也只有天知地知和制药者自知了。死者已去，证据没有留存，再加上一介农夫法律知识的欠缺，想轻易告倒“跨国试药者”，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无论农妇之死与试药有没有关系，在这起事件中有关部门的责任都难以推脱，法规在执行中的漏洞清晰可见。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都必须经过国家级的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1999年前由卫生部批)，否则就是非法的。“韩国来的人参丸”没有经过批准，显然属于违法，为何还能堂而皇之进行人体试验，并且得到有关医院的密切配合？这里面有怎样的利益关系在引导着黑心医生昧着良心欺骗农民？
既然叫“试验”，必然存在着风险；在人体上赌“风险”，赌注只能是健康和生命。如此沉重的“赌博”，搞试验者却利用农民医药知识的欠缺和占小便宜的心理，按个手印就打发了试药人的知情权，免费吃药这点“恩惠”就收买了农民的生命健康，不花一分钱就完成了隐藏着暴利的人体试验。
这是一组让人心惊的统计数据：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其中基本是以国外新药为主。目前有60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着近100个项目的一期临床试验，直接参与人员数万人，如果算上大面积的采样对象，至少在50万人以上。跨国医药企业为何看中中国农村作为“试药基地”？原因在于：在国外进行试药风险极高，甚至可以追诉20年以前的临床试验事故，赔偿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而北京地坛医院来自河南的艾滋病试药者的“要求”只是：10元人民币一天的误工补助，甚至是一只母鸡或一斤鸡蛋。而在韩方给沈新连的试药中，受试者完全没有酬劳。
中国农村不仅盛产“廉价劳动力”，而且盛产“廉价小白鼠”！———这就是我从以上数据中看到的残酷现实。如果说“廉价劳动力”缺少的只是知识和技能，那么“廉价小白鼠”缺少的则是政府和法律的保护；如果说“廉价劳动力”损伤的只是体力和金钱，那么“廉价小白鼠”损失的将是健康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