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妻”案如此铸成

　　4月7日，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崇德宣布，佘祥林“杀妻”案将在13日上午9点在京山县人民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法律将还佘祥林以清白。

　　连日来，每一个获悉此案的人，在震惊之余，心中都会涌出一个大大的问号：这起“杀妻”冤案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先定后审”酿成恶果

　　湖北省高级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回忆说，当时省高院认为此案至少有五大疑点：被告人的交代前后矛盾，时供时翻，间接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足以定案；被告人供述杀妻的方式多达四五种，仅择其一种认定没有依据；仅凭被告人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张在玉换下的衣物去向不明；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提审笔录，经向该案侦察员了解与事实不符。因此，并不排除“死者”出走的可能性。尽管“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了220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从速处决，省高院仍然于1995年1月坚决撤销一审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此后，案件又经过了补充侦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一系列曲折环节。1997年10月，荆门市政法委召开了由荆门市法院和检察院、京山县政法委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会议决定：此案由京山县检察院向京山县法院提起公诉；因为省高院提出的问题中至今有3个无法查清，对佘祥林判处有期徒刑。

　　1998年6月，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有期徒刑15年，同年9月，荆门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佘祥林的哥哥佘锁林悲愤地说：“因为不断上访申诉，我母亲被公安机关抓去关押了好几个月，我也被关40多天，放我出来时还威胁我说不许上告。我的母亲在被放回后不久就去世了。”被体罚毒打10天10夜

　　荆门市中院1998年的刑事裁决书称，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和情节有法医鉴定、尸检照片、现场勘查笔录，有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的作案“行走路线图”及将公安带到作案现场的记录印证。

　　对此，佘祥林的申诉材料写道：“侦察员叫我将关桥水库机台的构造画出来，可我从来就没去过那里，且根本就没有杀人，怎么能画得出来？就这样，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导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画了一张。”

　　“这次我说是用石头杀人，这是因为在前一次我说是用木棒杀的人，但侦察员硬逼我交出木棒，可我根本就没有杀人，哪里交得出木棒，这次想到石头到处都有，如你再叫我交出石头我可以随地捡一块石头给他们，这样就可以少吃亏。”

　　对于当时“指认现场”的情景，佘祥林写道：“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杀的人，我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我照了相。而后要我交出杀人的石头，我准备随便找一块石头给他们，谁知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石头，他们又见我实在找不到石头，就直接将我架到堰塘的另一头站定，问我尸体沉在哪里，我见某某（注：此处隐去姓名）面对着堰塘，且我们站的地方有很多纸，就猜着说在这里，他们就给我照了相。”

　　“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10天10夜，精神麻木，早已处于昏睡状态，且全身伤痕累累，根本无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的休息一会，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

　　“有罪推理”导致冤案终于铸成

　　荆门市中级法院院长陈华说，佘祥林案件教训太深刻了。过去，法院在审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刑事案件时，往往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习惯“有罪推理”的原则，从而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法官在确认证据的真实性时，过于相信侦查部门的侦查结论，对可能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的证据，缺乏进一步调查、分析和核实，就容易导致证据采用失实。佘祥林案中，基层法院未能逐一审查清楚省高院提出的证据疑点，而以“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为由，草率下判。

　　一位知情法官说，长期以来，法院对公安、检察机关的证据采信多，对被害人提供的刑讯逼供的情节，由于没有证据证实，很难采信，加上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破案能力差，没有口供就没办法破案。“重口供轻证据”，容易出现刑讯逼供，酿成冤假错案。

　　荆门市中院在一份总结材料中谈到：此案的另一个教训是，要排除一切干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佘祥林案件的处理结果是经过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有关办案单位、办案人员协调，并有明确处理意见后，由两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这种近似于“先定后审”的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审判机关应严格依法办案，即使有关部门组织协调，法院也必须依法独立审判。针对此案暴露出的问题，刑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指出，刑讯逼供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首要原因。此案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据新华社武汉4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