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红色放映员：党员权勇二十年的奉献足迹

　　前往祁县昭馀镇丰泽村采访的路上，脑子里反复勾勒着党员权勇的形象。这位以收废品为支撑，却收购了1500部老影片（拷贝），20年如一日，每年在自家院落里为群众义务放映上百场电影的农村放映师，该是怎样一个人———醉心艺术？痴迷影视？富有的？执着的……

　　“我想给村里带来一些文化气息。我不想看到村里人没事就去打扑克、打麻将，希望

给大家提供一个学习和活动的场所，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权勇，一位普通农村党员的心愿。

　　影机的来历

　　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权勇，对电影的喜爱是从《自有后来人》《小兵张嘎》等开始的。当时，插队知青给村里带来一部放映机，每周两场电影成为村民们的主要文化生活。电影给了成长中的权勇无限快乐，迷得他经常忘了吃饭睡觉。

　　1976年，权勇高中毕业回村。第二年，知青返城，放映机留给村里，本村的李根宁成了放映员。喜欢电影的权勇便常常主动承揽挂银幕、安喇叭等下手活儿。1984年，原放映员有事离村，乡亲们便推选权勇当放映员，大伙说：“他喜欢，也懂。”这部放映机由此成为权勇精心摆弄的第一部机子。从此他与放映结下不解之缘。

　　第一次为乡亲们放映《青松岭》的幸福感，多少年后一直留在权勇心里。1993年，几经修理的放映机再也不能动了，权勇去找支部书记杨永金请示怎么办。当时电影已不再是农村文化生活的重头戏，许多村早已撤销了放映队，杨永金一时难以答复。看到支书为难，权勇就说：“要不我自己买一台算了。”杨永金说：“那行，你买机子，村里补贴放映费。”这样，权勇花4500元从省城一家电影公司买回一台旧机子，一直放映到现在。要知道，当时4500元钱几乎就是权勇所有的家产。

　　收废品与“淘片子”

　　有了放映机，还得有影片。村里的补贴仅够租片的路费，租赁昂贵电影拷贝的钱从何而来？正当权勇为此苦恼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改革开放后，各种影片层出不穷，一些老片子一度受冷落。1989年，权勇开始从别人手里收购那些处理的老片子。权勇喜欢老影片，特别是《地道战》《渡江侦察记》等红色经典影片，一直属“保留节目”。在他看来，这些老片子不仅更具艺术性和感染力，而且对村民特别是孩子们也更有教育意义。

　　再好的电影也不能天天看，为了不断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让大家有更多的影片看，权勇做梦都想多买些拷贝。然而，作为农民，耕种几亩薄田收入有限，权勇把目光盯在了收废品上。收废品不但每月有500来元的收入，客观上还清洁了环境。

　　多年来，权勇不止一次跑到汾阳、武乡等周边县市，专找山沟沟钻，淘到了《延安岁月》等许多珍贵的片子。一次，听山里老百姓说想看戏曲电影，权勇就一直惦记着。去年出门“淘片子”时，在车上无意中碰到一位放映员，一聊，这人手里正好有丁果仙、牛桂英等老一辈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打金枝》《三关点帅》，这下乐坏了权勇，急忙改变行程去放映员家，花200元把这两部片子买下来。

　　权勇靠着勤劳的双手，最多时曾存款13万多元，现在不但一分不剩，还借了几千元债，所有积蓄都花在买拷贝上。这些年，他直接用在买拷贝上的钱就有8万多元。其中一次他就花过4万多元钱。当时，他为收购上百部老电影拷贝，把准备盖房的3万元钱全部拿出来，又卖了几头猪、许多粮，还借了些债。周围人说他傻到了家，他觉得拣了便宜。

　　现在权勇的电影拷贝已堆满两屋子，绝大多数都是红色片。

　　军功章有妻子的一半

　　权勇痴迷放映离不开家人的支持。权勇媳妇成宝兰是文水县人，也是党员，当年就是看上权勇是个文化人，不嫌家穷，媒人一牵线便点了头。财礼，是一支钢笔和四本小人书。1981年成家到现在，电影牵动了夫妻俩最多的情感。时间一长，成宝兰也成了行家，说起影片来如数家珍。

　　农村电影一般露天放映，赶上刮风下雨挺耽误事。所以，1996年，夫妻俩干脆把自家一间挺大的西房收拾出来，摆放了桌椅板凳，专门为乡亲们义务放映，每周两场，一般是一场故事片，一场科教片。当然节假日更少不了放电影。每次放映，能容纳70多人的屋子总是满满当当，连院子里也闹哄哄的。

　　这么多年，妻子就没有烦的时候？也有。每当这时，权勇就劝道：“咱都是党员，干得事情也有意义，院里乱点没啥！”权勇话说得轻松，但20年如一日分文不取，还得不断付出，需要怎样的胸怀？！难得的是成宝兰能够理解丈夫。如今，电影早已成为丰泽村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妇俩也从放映中收获了知识与快乐，陶冶了情操，提升了境界。

　　身在其中自有乐

　　周围人都知道权勇这些年走过来非常不易。

　　权勇本来可以过殷实的日子，但钱都用在了买拷贝上，多年来他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善。不仅如此，有人觉得权勇痴迷放映是有病，病得还不轻。可不是，在常人看来，20年义务放映图个啥！但不管别人咋看，都不能阻止权勇对放映的挚爱和对乡亲们的热心。

　　同行更是排挤他。改革开放后，农村电影市场逐渐放开，放映员可以搞个体。方圆几个村的人家办喜事，都愿意请权勇放电影。五六十公里外的村子也用手扶拖拉机请他去。他态度好，收费低。有时说好给100元，演完了只掏出70元。权勇也不计较，下次再请一准儿还去。这当然引起了许多个体放映户的不满。他们问权勇，我们120元放一场都挣不了几个钱，你吃饱没事干，图啥？权勇回答说，村里人实在没钱，只能脱了帽子乘凉———图个痛快，给几个算几个吧！

　　权勇终于惹怒了一些个体放映员，为此招来一顿揍。那是1985年的一天，权勇被请到邻县放电影。刚演一半，冲过一伙人，说不准外县的来这里放电影，摁住权勇就打。虽说人没打坏，但100元钱租来的片子抢走了，后来权勇花200元才从一位放映户手里买回来。

　　这种事权勇自己不愿放在心上。别人不理解权勇这种憨劲，而权勇则从乡亲们看电影的笑声中获得了满足。看到本村和邻村孩子们节假日远离网吧和游戏厅，挤到他院里看电影的兴奋劲，权勇充满了成就感。

　　文化生活匮乏的农村，多么渴望更多的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多么渴望更多的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令权勇没想到的是这些老片子现在不断升值，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老片子几成绝版，十分珍贵。前年，有人曾出20万元购买权勇收藏的影片，权勇当然没有心动。他的想法是办一个影片收藏展览馆，让更多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到这里了解电影，接受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教育。

　　近年来，中央文化部和省市县各级领导多次前来他的小院视察，给了权勇很多关怀和鼓励。2003年，省文化厅还授予权勇我省唯一一个“农村个体电影放映示范户”，并每年为他免费提供50部科教影片。权勇为此很高兴，也更加坚定了义务为村民放映的信心。

　　现在，权勇最大的心愿就是按领导要求，把自己的院子办成一个真正的“文化大院”，改善放映条件，增加教育形式，让村民看到更多的优秀影片。而目前，他的院子只能算个“文化小院”，人一多根本放不下。权勇对此十分着急。本报记者贺锴本报通讯员薛宝林(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网络编辑：张星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