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公正更可贵

    迟到的公正更可贵

　　本报记者袁凌北京报道 4月1日，曾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高一部和深圳市长关注的深圳“牛氏兄弟案”终审宣判，牛跃进、牛跃伟被判无罪释放。

　　4月5日晚上，在北四环以外的一家餐馆，记者见到了释放后来京的牛氏兄弟。两人脸上带着多年牢狱生活刻下的沧桑，谈话中时时露出不安的神色。牛跃进说，这个偏僻的餐馆是他们特意选择的，“为了安全”。

　　“逃离”了看守所

　　新京报：案子终审宣判，法官宣读“当庭无罪释放”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牛跃进：不相信。

　　新京报：为什么不相信？

　　牛跃进：这么长的时间，快四年了，听到了这么一句话，有点不好理解，不像是真的。

　　新京报：什么时候相信了？

　　牛跃进：当我走下被告席，和父亲拥抱的时候。抱住了父亲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我开始相信这是真的。

　　这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不是涌，是奔流、喷出来，非常开心又极其委屈，好像回到了很小的时候，挨打后父母才知道我一点错事也没做过一样。

　　虽然这样，放开亲人的身体，我心里又有点虚了，我们还要被装上囚车，回看守所办手续。要再进一次看守所。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害怕再走进看守所？你们已经被宣布当庭释放，只是回去办个手续。

　　牛跃伟：我心有余悸，我怕往事重演。回到监仓里，仓友们都在睡午觉，一开门所有人都醒了，看着我，我感到他们看我的眼光很复杂，我自己的神情也很复杂。

　　新京报：你跟他们说了自己被无罪释放了吗？

　　牛跃伟：我没说。我怕说了最后又出不去，无法面对他们。我在监仓里从一点二十分待到两点，这四十分钟，我什么都没说，他们也没有问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直到听到广播里叫我收拾东西，这时我才跟大家说了。他们都欢呼起来，怪我怎么不早说。

　　新京报：你这时完全相信自己获得自由了吗？

　　牛跃伟：还没有。我提着衣服往看守所大门口走，我盯着大门口，提防那里有人(警察)像上一次一样等着我，把我带走。在我没有走出大门之前，没有走上亲人来接我的车之前，我还是不放心。上了车我就说“快走快走”，一溜烟离开了那个地方，还回头看有没有人跟踪。

　　好像我们不是光明正大地释放，而是悄悄逃离了那里。

　　新京报：随后你们回家了吗？

　　牛跃进：哪里敢回家？！

　　我们在外边过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深圳，感觉还是像逃一样。判决书当时还没到我们手里，心里虚，好像随便什么人随时都能再把我们抓进去。

　　新京报：现在你已经拿到判决书，应该相信自己已经完全自由了吧？

　　牛跃进：应该说相信了，非常开心和激动，几天来始终处在亢奋的状态。但还是有一点点疑虑，始终觉得有人不会放过我们。

　　改确认书日期完全是本能

　　新京报：2001年9月你被监视居住，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你会失去自由近4年时间？

　　牛跃进：没想到。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我很坦然，他们没出示任何证件，我还是跟着他们走了。没想到把我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民房的套房里，装着安全门，10多个保安看着，还有许多老板也关在那里。到那里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好长时间里认为自己是被绑架了。

　　新京报：怎么会觉得是被绑架了？

　　牛跃进：我以为应该是让我交代什么，但没人跟我谈这个，谈的是价钱。800万如何，600万怎么样之类，讨价还价。

　　新京报：你当时配合吗？

　　牛跃进：开始配合，包括签那份确认书。签了以后才警惕起来。

　　新京报：确认书上是说你用和剂公司的29.15万美元支付了自己的股权转让款，后来成了指控你挪用公司资金的关键证据。当时你怎么会签呢？签名日期为什么又不对呢？

　　牛跃进：过程是这样的。他们先拿了些差旅费借款单，里面有1万改成31万的，我一看，还可以承受，没办法就签了。又拿了确认书让我签，我一看也就20多万美元，也还可以承受得起，又签了，它上面有打印好的日期。他们又把第三张递上来，“欠人民币1800万，多久多久还”，我一看，这我死了也还不清，马上意识到这是圈套。

　　当时那份确认书我刚签过，还在我手上，我赶紧把确认书签上了当天的日期。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第三张1800万的我也没签。

　　新京报：没签的后果是怎样的？

　　牛跃进：我的亲人开始一个个被抓进来。二弟，再是三弟。我和两个弟弟被关在相邻的几个监仓里，彼此可以看见。看到三弟，我一下就崩溃了。

　　新京报：你是担心更多的亲人被抓吗？

　　牛跃进：是。我劝妹妹、劝妻子别再为我们奔走了，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活着。如果看到我的其他亲人、我的妻儿为了我再被抓进来，我一定会死，我会恨自己还活着，被当作人质。

　　握着释放证走进另一个看守所

　　新京报：你一直说害怕往事重演，这个“往事”指的是2003年你本来刑满释放却又重新被拘。那一次，走出看守所大门之前，你相信自己已经获得自由吗？你料到门外等着的是重新拘留吗？

　　牛跃进：一点也没有想到。当时我完全相信，自己已经刑满释放，是个干净的人，可以回归社会了，释放证已经拿在了我手里。当宣布对我重新刑拘的时候，就像这次宣布无罪释放一样，我虽然听清了，却无法相信。

　　新京报：释放证被收回了吗？

　　牛跃进：没有，我把它紧紧握在手心里，一直没松开过，我是握着释放证再走进另一个看守所的。检查东西的时候我把它藏了起来，一直保存到现在。

　　新京报：为什么要一直保留这个释放证？

　　牛跃进：因为它是证据，证明我已经是个干净的、自由的人，是强行又被抓进去的。我没有罪。

　　新京报：福田法院判决你们成立虚报注册资本罪，你和弟弟都没有上诉。你们完全认同这个判决吗？

　　牛跃进：我并不认为判得该有那么重，因为我们这些虚报行为发生在新刑法公布之前，当时注册资本的情况很普遍。可是当时有人对我和弟弟说：“好不容易才给你们判下来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大的难才给判下来”，如果服从判决，很快就能出去。我们已经被关了那么久，刑期算起来也就几个月了。

　　要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新京报：刑满释放重新进入看守所，是不是完全消灭了你的希望？

　　牛跃进：从重新进入看守所的第一天，我什么也不相信了，我不在任何文件上签字，包括拘留证和逮捕证，因为我发现我签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用来定我的罪。

　　他们补充了很多新的案卷材料，我们这边律师提交一份新证据，他们就改一回口供，但是没有我和弟弟任何新的供述。但是说到底，我还是对检察院和法院抱有一点希望，我觉得堂堂一个法庭不至于乱来。

　　新京报：这是一个公民正常的期望。

　　牛跃进：被逮捕之前，我对整个公检法环节都抱着希望，我整天在想，有人即使今天被收买了，晚上睡一觉又会良心发现，说：“这个人怎么能抓，他完全是冤枉的啊”，第二天就把我们放了。

　　我们的案子经过了那么多环节，只要有一个人有一点知识和办案操守，整个过程就会打住，就不会走到后来的结果。而实际上这么多环节都被他们利用了，可以说为了一直把我们关下去，能用的程序都用尽了，没的可用了。

　　新京报：之前你还是相信法院能够公正审判。

　　牛跃进：5个月开了5次庭。我渐渐不愿意配合开庭程序，觉得都是走过场，每次开庭都要问我的名字，后来我就回答，反问你们不知道吗？我看到弟弟在对面，插着氧气瓶，打着点滴受审。我觉得这对一个无辜的公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但我还是抱有希望。开封公安局提供了29.15万美元的走向，这么硬的证据，我不相信法院会乱判。

　　直到2004年4月28日这天，罗湖区一审以挪用资金罪判我四年。天塌了，天平倒了。我给妹妹写信：“天平倾斜了，蓝蓝的天，没了”。

　　新京报：你觉得是什么使法律本身所设计的监督和制约难以实现？

　　牛跃进：是权力。就像法学专家说的，一个地方的权力私化了，法律就私化了，公权私用，那个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利益联盟。

　　新京报：你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是什么时候开始恢复的？

　　牛跃伟：是看到新京报的报道之后。看到这篇报道，我在床头刻下了几个字：“要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新京报：你从报道中看到了什么？

　　牛跃伟：报纸让我看到了希望，有些人并不能一手遮天，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法学专家、深圳市长，还有上级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都在关心我们的案子，以前我是不知道这些的。报纸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把我想知道的都告诉了我。

　　迟到的公正更是公正

　　新京报：你们前天就到北京了，可是现在我们才坐在这里交谈。是不是你现在感到，终于可以平静回顾过去的遭遇了？

　　牛跃进：我平静不了，4月1日出来到现在，只有昨天晚上睡了4个小时。生理方面不适应了，不会睡了。自由的感觉太强烈了，走到任何地方，不管看到的是什么，不管是人、是树、是商场、是街，什么都是美好的，悲喜交加，心情没法形容。最后肉体支撑不住了，但是精神兴奋着。

　　新京报：兴奋之外，有没有想过以后做什么？你的损失还没有得到赔偿，29.15万美元的下落还没有解决，开封和剂药业受到的侵害还有待追究。

　　牛跃进：我在考虑未来的生活：我是继续做实业，还是我从此就来做这个———扩大我这个案子的影响，投身于司法公正？出看守所的时候，我疯了一样扔掉了里面穿的衣服，还有我写的一尺多厚的申诉信。当时觉得是一种耻辱，我是一个干净的人，没有理由写这些信。现在有些后悔。我这案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那么多力量的参与，我出来给那么多人带来了希望。如果不做，我好像欠了他们一些什么。

　　新京报：在终审的法庭上，你说自己如果获得无罪释放，将放弃司法赔偿，让人很意外。

　　牛跃进：因为担心中国的错案追究制度，案子改判了无罪，要有好多人被追究，为了保乌纱，也许还会有人想方设法，比如说又把我抓进去。

　　新京报：实际上这和上次判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放弃上诉一样，是一种妥协。

　　牛跃进：不是这样，我认为，司法赔偿是国家赔偿，是国家为办错案的人埋单。如果是办错案的人自己赔钱，我接受，我马上申请。

　　再说，一天赔几十块，但这可能买这几年的损失吗，对我肉体、精神还有家人、子女的伤害，还有经济上的损失能赔得回来吗。我希望的是国家能把幕后黑手抓出来。我也不想让那些受到压力而伤害过我的人，因此再受到伤害。

　　新京报：如果你这次放弃了，如果这次办错案的人没有得到追究，那么下一次还会有人遭受司法不公，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也会受到伤害，你想过这个吗？

　　牛跃进：我想过，我这个案子不光对我自己有意义，因此我会有前面说的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想法。虽然到现在，我还是对一些东西心存疑虑，比如说不敢一个人离开亲人太远，不敢往黑暗的地方走。我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牢房，至少是一个牢房的影子。但是通过我的公正判决，至少我知道，有些东西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新京报：对你来说，这个公正来得迟了吗？还算是公正吗？

　　牛跃进：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我知道这句话。但是反过来说，公正总是常常迟到，因为迟到而更可贵。

　　我很珍惜自己得到的这个公正，并且想捍卫它，包括捍卫你们，你们为了维护这个公正也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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