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信问题的思考
诚信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人对社会、自然的实事求是、真善朴质的处世态度和行为。在天地化生万物的大千世界里，历经亿万年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芸芸众生都在经历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生命运动。人类，作为生物学意义上进化的最高形态，作为创造了文明意义上的惟一生物种属，无论是群体或者个体，无疑是我们这
个星球上最复杂、最具适应性和最“成功”的物类。然而，人类文明加速度式的进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自利性，在其所向披靡的文明征程中，却深重地损害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了利益的争夺，同类间的倾轧与阴谋如挥之不去的梦靥与人类文明的步履如影相随，使人类又成为困囿于自身矛盾不能自拔的渺小一族。文明造就和发展了人类，也伤害和困扰着人类。长期以来，这种文明的“悖论”引发众多文化学者、政治家和公民对文明的反思。以至于人们在会心地欣赏自然界的机巧变化时，却对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身的聪明智慧感到深深地忧虑。由此而引发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长久以来人们对诚信的求索与呼唤！
与诚信相对应的是欺诈。诚信作为问题，乃至于成为亘古以来的重要话题，本身就是文明“悖论”的一个突出反映。人生而为高智能生物，其根本区别在于具有一副高度进化而极其聪慧的大脑；而人又是极具功利性和社会性的动物。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人一方面需要依赖群体性的活动，才能更有效率地满足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利益又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与竞争。于是，诚信与欺诈就成为人类处理彼此之间对立统一关系而惯常采用的“两手”。当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历史、驻足现在、瞻望未来，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明史前的原始人群中，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生活生产资料的获得极其艰难，单个人或群体的活动能力与范围极为有限；或者在未来发达的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得以实现，那时，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以和睦诚信为主旋律的。而只有在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才产生了文明的“悖论”，诚信才成为问题为社会所关注。所谓成为问题，是指非诚信行为的发生，在时间、范围、频率、程度上持续、普遍、显著地增加，以至于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进步的同时隔膜了人间真情。以至于诚信成为现实生活中最稀缺的资源和沉重话题，而建设“诚信社会”就成为摆在政府和公众面前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考察中国文明发展史对诚信建设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揭示了我国阶级社会各个历史时期诚信问题的普遍性存在，尤其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尔虞我诈；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传统伦理道德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的巨大社会功能，以及在理论体系和实践层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关于诚信的含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理解为：诚即诚心实意、表里如一；信即说真话、守信用，合起来就是为人处事要诚实不欺。诚信的概念，最早也是由我们民族文化的奠基者孔子提出来的。孔子生活于奴隶制向封建制嬗变、动荡的春秋末期。他针对社会变革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创了以仁为核心，以孝、悌、礼、忠、信等为具体道德规范的儒家学说。仁的根本含义是爱人，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他把忠（与诚同义，指以下事上的忠诚）、信（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人际诚信）等看作仁的主要表现。他强调君臣以及人际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统治者要求人民诚信，首先要率先垂范，“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治国要“足食、足兵、足信”，而以足信为首要。由孔子开创的以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和天人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经后世两千多年的传承、丰富、发展，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以其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度，不仅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国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关于“仁”的学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箴言，甚至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文化学者推崇为适用于各种文化的普世伦理、黄金规则。而历史上丰富的寓言、故事、曲艺、谚语等，则从教化的角度生动地展示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宽广实践。如“抱柱之信”、“曾子杀彘”、“季布一诺”、“桐叶封弟”的美好谈资，以及“狼来啦”、“食言而肥”、“千金买笑”、“及瓜而代”的千古笑料等等不胜枚举，涵盖了治国、从政、教育、修身、齐家、交友、处世等内容，从正反两个侧面常讲常新、润物无声地进行着诚信的灌输。山西作为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和经济文化长期发达的地区之一，对诚信文化的建设和弘扬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产生于封建时代前期的“关公精神”作为传统伦理道德的一座丰碑，“关公文化”作为一种久盛不衰的文化现象，至今仍在国内外发挥着极为突出的影响。崛起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晋商，以儒家伦理指导经营，坚持“利以义制”，以诚信为本的理念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观人类文明的长河，诚信是文明内涵的要旨，是检验文明水平的标尺，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功、立德、立国的基础。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面临着社会变革转型过程中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以及由此加剧的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现实挑战。诚然，目前诚信问题的凸显有其深刻的社会必然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封闭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成分、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尤其是我们忽视了对旧的传统道德批判扬弃而又来不及建构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概而言之，它的凸显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重要表现。面对这一古老的课题——文明的“悖论”，我们应该比我们的先人做得更好。而解答好这一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理念为指导，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相辅相成；在于系统总结和汲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建构社会主义的、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重塑诚信的经济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在当前，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诚实守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以改革的精神，从加强和健全法制、加大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要切实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方略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的20字公民道德准则，以建设“诚信社会”为载体，并使之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全面提升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塑造诚信政府（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诚信企业（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诚信公民（社会主体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同时，要充分发挥制度建设的保障作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文化和经验，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公民道德、职业道德、行业规范，以及文明创建、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标准等，大力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道德诚信方面的突出领域和突出问题，要加大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的力度，以大大提升失信行为的法律成本和道德成本。王毅鸣(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网络编辑：史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