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时评：“衙内作恶”背后的“家庭资本”

　　4月7日，甘肃崇信县公安局副局长“衙内”王浩铭打死无辜少年崔磊一案宣判，王浩铭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宣判后，旁听席上一片愤怒声，听众纷纷质问像这样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的杀人嫌疑犯为什么只被判死缓？针对这起案件，当地法院审理认为，王浩铭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应从严惩处，但其犯罪后，在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被其父控制报案并交给接警后赶赴现场的公安人员，属自首，有“从轻”情节（据《兰州晨报》4月8日报道）。

　　过去，人们将封建社会达官贵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子女称为“衙内”，比如《水浒传》中，高俅的儿子就叫“高衙内”。甘肃崇信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效海之子王浩铭，仅仅是与人发生碰撞，而且还是自己把别人碰倒，但他还是不放过对方，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打人至死。可以说，这起性质恶劣的案件，就是现代“衙内作恶”的一个缩影。从中，笔者看到其背后的“家庭资本”影子。

　　中国古代就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说法，在封建社会，家庭伦理资源对人的发展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现代“衙内”经商，可以成为一方的“商界巨大”，他们在工作中，往往也是“平步青云”。而另外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衙内们”多是凭借其“家庭资本”，大做违法犯罪的勾当。

　　比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之子，就是打着“李衙内”的旗号，变本加厉地利用父亲李嘉廷的权力大肆牟利，而他最终也要在牢狱里度过漫长的15年的生活；而像甘肃崇信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效海之子王浩铭这样的“衙内”，则是用最为潜表性的犯罪行为，将“衙内”仗势欺人的“猖狂”演绎淋漓尽致。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位“王衙内”的自首，是“被其父控制报案并交给接警后赶赴现场的公安人员”，他也因此获得了“属自首”这样的定性，尽管是极其恶劣的案件，他还是因此而只被判死缓。显然，在这样的“衙内作恶”的背后，有家庭的权力资本，还有一些“知识资本”的参与。

　　大量“家族式”犯罪还告诉我们，“家族犯罪”往往十分隐蔽。比如，一些腐败犯罪分子，为了满足其无的贪婪欲望，不仅寻求腐败形式的变化，同时还不断的寻求尽量逃避法律的严罚的方法。这些犯罪分子，往往利用家庭的权力与资源，来减少风险与成本，谋求最大利益。

　　我不能肯定，这位“王衙内”的残忍作恶，是否与其家庭的平时的骄纵有关。但是，不论如何说，对于许多拥有重权的家庭，能否保持良好的家风，本身也对于领导干部能否保持廉洁至关重要。古语说，“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由于长期对子女行为放纵，这些子女最终变成他们走向腐败犯罪的“倒逼”因素。比如，一些官员为了满足“衙内们”的私欲，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

　　因此，这起“衙内作恶”事件，还是应该提醒官员及其子女，在生活中，应该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能把一己私欲放在首位，更不能持权骄纵。我想，当前领导干部也应该积极吸纳先进的政治文化精神，摒弃落后的封建家族意识。当然，“衙内作恶”从本质上说，还是犯罪形式的一种“变种”，而当前对一些特权家庭，如何通过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并加大打击力度，来避免“衙内”利用“家庭资本”侵犯他人或集体利益，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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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士兵

　　（来源：新桂网-南国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