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中国对西学过度人文化的倾向

　　作者：薛涌

　　“文化霸权”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通行的一张大钞票。不仅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之当作口头禅，甚至长期致力于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学者，也开始谈起来。仿佛活在这个世道上，不知道“文化霸权”，就属于落伍、过时的拾人牙慧之徒。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在《新京报》上呼吁警惕“文化霸权”之后，我要撰文表达不同意见的

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对西方学术，还是一知半解。刚刚入门，就一天到晚要警惕人家这个，怀疑人家那个，还能学到东西吗？西方的学术，当然不是唯一的学术。但毕竟是当今世界学术的主流。我们应该有其他门派的学术与西方的学术竞争，但中国作为一个走向世界的崛起大国，当然不应该排斥世界的主流学术传统。相反，我们急需在中国建立西方的学术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之一。这一挑战，不比振兴传统的学问要小。可惜，目前学界喊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太凶，反而对于中国西学之浅薄缺乏认识。

　　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正在退化，见识远远比不上老一代学人。近读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回忆胡适的文章，就深感前辈对西学体会比我们深，危机感也比我们重。

　　1960年何柄棣见胡适，这是两人在胡适生前最后的一次谈话。胡适严肃地对何说：“柄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年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对照现在动不动就要反西方的“文化霸权”学界，老辈学者实在是诚恳、老实得多。何柄棣上个世纪4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英国及欧洲史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史研究。在那一代研究中国的学人中，他和费孝通怕是成就最高的了。他们的成就，都和成功地吸取了西学之长密不可分。比如何柄棣通过科举考试对明清时代社会流动的分析，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江南农村的调查，大量运用了西方实证性的学术方法：数据、统计、田野调查，等等。他们的成就，如今很少人能够超过。

　　不过，也只有何柄棣这样的学者，对“五四”以来中国对西学吸收的弱点才看得最清楚。可惜他自己并没有具体说明。笔者从自己的本行历史学的立场，不妨简单化地归纳一二。

　　“五四”一代，骨子里还是秉承士大夫的传统，接受西学时，也被士大夫的口味所局限。首先，士大夫讲究文人气，技术性很差。就像文人画，写意不写真，否则就变成了死用功，工匠气太重，为士林所轻。甚至搞雕塑，因为用的工具不是毛笔而是锤子、凿子，就被开除士籍，成了卖劳动力的“小人”。傅斯年(孟真)办史语所，对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比较宗教等，很容易拿来为己用。因为这些学问，基本可以坐在书斋里清谈，对士大夫的文人气质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一涉及统计、数据、田野调查等等，就不是坐在书斋里写几笔毛笔字可以对付的了。其实胡适真要治史，在美国学农学正是个绝好的起点。因为到他进入康奈尔读书时，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由农学转入中国史，实在是个最理想不过的门径。可惜他士大夫气未脱，心不在此，最后研究起哲学来。因为后者在士大夫传统中还是正宗。十几年前另外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大名鼎鼎的前辈无意中也流露，自己干的思想史是最精英的，至于农业史、社会史等等，“还是让二流的人去搞好了。”

　　第二，士大夫高高在上，注意上层文化，对小民百姓的历史很少注意。地方志一般编到县。清代中期，乡镇志流行，但数量有限。村一级的历史基本上连文献也没有。所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才重要。没有这本书，我们不仅对民国时代，就是对明清时代江南基层社会的了解也会少许多。

　　从这两点看，何柄棣当年的抱怨，非常有的放矢。西洋的学问，有硬的有软的。中国的士大夫，专捡软的。学西方也一定学文史哲这类书斋游戏。但真碰到硬学问，比如人口统计、田野调查，或研究基层社会的历史，把握小民百姓的生活等等，这对他们来说，好比“干活”一样，嘴上不能不对之保持恭敬，最后还是敬而远之。

　　到了费孝通、何柄棣这代人，中国的学术才算和世界接轨了。胡适和这两个后辈如果一起留在美国教书，成就怕是比这两位小得多。胡适是思想家、启蒙者。但学术的建设还是要靠费、何这样的人。可惜，他们刚刚开始，中国学术的发展就被打断了。

　　如今，又来了反对“文化霸权”的呼声。毫不奇怪，“文化霸权”这样的概念，正属于笔者所谓坐在书斋里可以玩的西方的“软”学问。事实上，中国的学术，特别是史学和社会科学，还是需要西方的“硬”学问作为基本框架的。比如，从基层社会观察历史，从小民百姓的角度观察历史，建立人口史、经济史、地方社会史的规范，这些都还要借助西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架构。我们现在总谈“人文危机”。实际上，我们常常有把西方的社会科学过分人文化的倾向，即去除其技术的基础，专门引起其“义理”。我们应该改变的是中国式的清谈之风，回到费孝通、何柄棣那一代由西学而来的实证立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