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慈善榜能让富豪们多做善事吗

　　作者：郭惠兴

　　据说，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一次访问中国时哭了，因为他读到一则报道：中国有13亿人口，财富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超过23万，可是在2003年中国面临“非典”的严峻灾难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而23万多名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中仅有一人捐了200万元，不到23万分之一。

　　这也许是个小道消息，不足采信，但是中国富豪吝于捐款给慈善事业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有媒体称，民政部准备推出“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及“中国十大慈善家”来鼓励慈善捐助。当然，民政部随即进行了辟谣，表示不会编制此类榜单，但从刚刚公布的胡润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来看，许多《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豪在此榜却“榜上无名”。

　　中国富豪为何吝于捐款给慈善事业？有人说因为“为富不仁”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我觉得不然，“仗义疏财”、“为善最乐”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源于丰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传统价值，比如儒家主张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教主张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以及佛教主张的“布施”和“大乘菩萨行”等。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朝历代，尤其是宋朝开始出现市民阶层以后，热心慈善事业的善长仁翁也不在少数，并且出现了一些完全由民间乃至个人兴办，而且没有宗教背景的慈善事业，例如范仲淹的“义田”和刘宰的“粥局”等。明清两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就更多了，甚至出现了像“同善会”这样的以民间互助为主的慈善社团。到了近现代，先后在南通创办了育婴堂、养老院、医院、济良所、残废院的“南通状元”张謇，以及“毁家兴学”的南洋侨领、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都是大慈善家的表率。

　　最近几十年来，虽然中华民族经历了心灵被严重扭曲的时期，但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所以，单凭在23万多名身家百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富翁中仅一人捐了200万元，就认定其他富翁都是“为富不仁”，是欠缺说服力的。

　　任何群体都有害群之马，中国的“富翁一族”当然也不例外，其中不乏宁可花钱去修建“活死人墓”、包养二奶乃至N奶的暴发户，但是明白而且愿意“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中国富翁应该还是比较多的，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捐钱，相信更多还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

　　这里就举出三个原因：对保护私有财产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慈善团体缺乏公信力和透明度、欠缺鼓励捐款的法律。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许多中国富翁的“第一桶金”都是“灰度”较高的，而现有的规章制度并没有给予私有财产完善的保障，他们担心成为第二个“沈万三”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中国的一些慈善团体确实存在着公信力问题，而且透明度不高，他们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钱捐给某些慈善团体，结果这些善款并没有如数地转交给那些应该受惠的弱势群体，反而是让某些人中饱私囊了。

　　其三，许多国家都有专门鼓励纳税人捐款给社会慈善事业的法律，比如说捐款多少就可以享受扣税甚至免税优惠等，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缺乏这样的法律。

　　除此以外，让中国富翁“望捐款之路而却步”的障碍还有很多。相信在这些障碍清除之前，任何鼓励措施大概都不会让他们慷慨解囊、多做善事，包括慈善家排行榜——至少那些担心成为第二个“沈万三”的中国富翁是不会主动上榜的。

　　此外，这样的排行榜说不定还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为这些富翁是基于“攀比心理”，为了“显摆”才捐的钱，并非为善，而是伪善，反而加剧民间的“仇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