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来自农村的调查

　　当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在个别农村成为一种负担时，仅靠“减负”是远远不够的———春日，来自农村的调查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各项惠农政策相继出台。但不可回避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些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仍有很多负担无法承受，因病返贫、因学致穷的现象并非罕见。春天来了，一些农民会重新陷入“借贷－挣钱－还款”的又一个经济轮回。在他

们的日常消费中，究竟哪些是负担，哪些是必要开支？减负的实惠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少转机？带着这些问题，日前，记者赴临汾市山区古县农村进行了调查采访。

　　上学看病人情———不可绕过的减负话题

　　古县古阳镇金堆村村民曹国荣今年42岁，全家7口人。3个孩子，分别上高中、初中和小学，还有两位60多岁老人。家里共有6亩多地，自己还开有一所门诊，一年可收入8000余元。

　　曹国荣所在的村共有1400余人，村里有一个洗煤厂，5座煤矿，很多村民主要靠在厂子里打工挣钱养活家小。虽然各项农业税都已免除，种地还有了补助，但毕竟土地上收入有限。像曹国荣家，每年光用于孩子教育上的投资就达4000余元。前几年父亲患上了脑梗塞，每年光吃药就需1万多元钱。曹国荣告诉记者，村里的人情往来也压得人喘不过气，一年下来平平的也要在1500元以上。一旦遇到重要亲戚家有事，一份礼就要出500元，“把口袋里的钢蹦都算上，一年也落不下几个钱。”所以根本没有歇气的时候。村里的黄川斤家，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是靠自己和父亲在矿上打工获得，母亲去年得了半身不遂，已花去3万余元，“家里只要有个重病号，花钱就像无底洞，别的啥也不敢想了。”而村里像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好在有几个厂子做后盾，打工还有个地方，虽说日子紧巴，却也能从年头熬到年尾。

　　相比之下，旧县镇小水头村村民的日子就有些难了。这是个纯农业村，人均两亩多地，以搞大棚双孢菇为主。村民吕根灵今年35岁，家有四口人11亩地，大孩子已上小学。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玉米地毛收入400—500元，每亩小麦地毛收入300—350元，不到一亩地的大棚双孢菇每平方米最多可收入12元。除去化肥、种子等投资，种地的纯收入只有不足3000元，加上大棚双孢菇的收入，两项累计不足5000元。为了生计，空闲时还要打个零工，以补家用。再看看这个家庭一年的主要支出：两个孩子上学一年需1000元左右，老人的抚养费包括医疗费在内每年需1000余元，人情礼往一年下来也要近千元，加上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费用，一年所剩寥寥无几。

　　对于农民而言，培养一个大学生要付出太大的心血。永乐乡有一户人家，因为土地多，生活质量本来不错，可为了供孩子上大学，生活又显紧张，还贷了款。而更多的家庭则不得不早早让孩子从初中出来就算是“交代”了。

　　采访中，记者多次问到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话题。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重视解决“三农”问题感到高兴，并由衷叫好。采访前，记者在省减负办了解到，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减负7．47元，当年省财政厅、物价局和农业厅联合公布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相关收减免费用标准。省委、省政府同时决定，从2005年起全省免征农业税。但是，“单靠减负是富不起来的，尽可能增加农民收入以消化市场的涨价因素，让人感到教育和医疗不再是负担，才是最根本的。”许多农民这样说道。

　　政绩工程———农民为浮夸风交纳的一笔“美容费”

　　记者注意到，随着政府部门改革力度的加大，其行政意识也正在由以往的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但仍有部分基层领导片面追求政绩，要脸面，争荣誉，不切实际地上马一些所谓的“工程”，结果给群众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和负担。

　　古阳镇过去有个小康村，村内有几座煤矿，村民多在煤矿上工作，集体的收入也不错。前几年，村子花费数百万元修建了村委综合办公大楼。但让村民有意见的是，修建办公大楼的必要性在哪里？这么长时间了，很少有人办公，更少有人入住，等于闲置着。村民们认为，当初要是投资搞个企业，还能为村民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如今，煤矿一停产，村民便只好待在家里，无事可做。

　　同样，在石壁乡贤腰村，几年前政府以优惠措施发动大家搞大棚蔬菜，但由于缺乏市场意识，对风险估计不足，如今只留下废垣残壁。说起这些，村民也是怨声载道，认为当时领导们只顾一轰而上，追求所谓的政绩，全然不看长远，结果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有个50多岁的村民说：“也不知道上边的领导为什么这么好糊弄，就不想想如果搞个什么工程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的话，发展农村经济岂不太简单了？偏偏喜欢搞这工程那工程的干部还能提拔重用。真是农民掏钱，干部美容；留个烂摊，领导升官。”

　　渴求健康文化生活———看不见的精神负担

　　在农村物质文明进一步提高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却显得极不协调。

　　通过记者对古县四个乡镇15个行政村的调查，只有个别村子建有简单的文化活动设施和场所，许多村子是一片空白。而且，由于缺乏组织，即便是有了这样的设施和场所，也多是在春节期间有所活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总在闲置着。

　　由于农民文化活动严重缺乏，空闲时间只好通过看电视来打发，而经常的停电又带给农民太多无奈。而对于年轻人，大多时间是以打牌、打麻将度过的，时间一长，难免有赌博等不良现象掺杂其中。

　　采访中，记者深深体会到，农村青年对于高尚、健康的文化生活的追求。在古阳镇安吉村，村委会有意加大对文化设施的建设，虽然只有篮球场、健身器、文化广场等一些简单的文化活动设施，但其带给老百姓的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和切实的享受。群众逐渐参与到这些现有的文化活动中，并逐渐成为一种风气。过去聊天说闲话的现象少了，赌博酗酒的现象不见了，干群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多数村由于没有相应的组织来负责开展这项工作，青年农民在向往憧憬城市生活的同时，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人的精神活动无时不在，如果没有健康向上的精神享受，便会是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一位已经收到大学通知书，但却由于凑不齐学费而放弃的青年后生对记者说。

　　减负与增收———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负担的重与轻是相对的。就农村而言，孩子上学和生病就医的费用开支远远不及城市，但如果考虑到受教育的质量和医疗水平，以及农民的收入状况，就会感到他们的负担的确有点重。在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地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下，进城务工以增加收入，便是青壮年农民的首选，但由此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种地的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是记者在采访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因为种地收入有限，劳动力外出打工，增长见识增加收入本是一件好事，但其引起的后果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永乐乡朱家窑村是个1000多口人的纯农业村，因为人多地少，这个村的经济状况在周围比较靠后。孩子失学情况较为严重，很多刚刚离校的孩子也加入到打工队伍，用他们的话说“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而他们没有技术，甚至没有成熟的思想，进城后大都在饭店或建筑工地上从事最简单却很辛苦的工作，一年到头，空手而返者大有人在。

　　“我担心长期这样下去，将来的地谁种？后代还会不会种地？土地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呀！”旧县镇尧店村一位70多岁老大爷的感慨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几天的采访让记者感到，当教育、医疗以及简单的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成为一些农民的“负担”时，仅靠“减负”是不够的。各级政府部门应以中央重视“三农”、减轻农民负担为契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在种地中学会种地，在经营中学会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为农民减负。本报记者李为民本报通讯员 韩晓芳(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网络编辑：史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