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民亲近先贤

　　建设文化大省

　　啸父

　　广东的文化建设如今渐入佳境，鸿篇巨制开始涌现，大手笔和创意纷至沓来。“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广州史迹展”已经开放，五仙观里将于今年建成“岭南先贤蜡像馆”。广州城

雕中，荔湾区以民俗风情为主，而越秀区则制作历史题材的南越武王赵佗和黄花岗起义义士朱执信的塑像。这些都是可喜可贺的。

　　更可喜的是广州市已做出城市雕塑三年规划，将以每年百件左右的速度，在广州著名景点和小区设立300件雕塑，而在荔湾区展开的步行街“亲民雕塑”开了一个好头。让市民亲近先贤，意义很大。文化由百姓的生活创造出来，而发展文化事业则为了人们今后更好地进行生活的创造。过去办文化，有时会忽视文化的现实意义。文化是文化，生活是生活，这在一些人看来是截然二分的。他们将生活等同于世俗，而文化则属于高雅。这样容易将两者对立，比如认为世俗就是没文化。于是，我们生活在世俗的民间，而自己创造的文化却藏之“高雅”殿堂。其实，世俗生活的文化底蕴往往就是高雅的；世俗生活的不断积淀才升腾起雅文化的精神。书籍报刊、图书馆和博物院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化传媒，但我们同时也应多些考虑，怎样在生活中展示文化的魅力。因为，文化是来自生活的。如果把它比做金字塔，文化精英的创造可能是那塔尖；但这创造源自百姓的无数创造。许多文化人、文化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都明了，自己高雅的精神有着民间的基因，自个儿那点知识是在世俗的海洋中淘出来的。既然生活是百姓的创造，怎样让他们尽量多地接触、回味和反思自己的文化创造，而使今后的实践能更上一层楼呢？这是我们在开展文化事业时应注意反思的问题。

　　让百姓亲近先贤，也是岭南文化的特色所决定的。岭南自古没什么世袭贵族，在重商的社会氛围中，士绅商贾多出自寒门。老话说“富不过三代”，以后崛起的是另一批富绅名人。官无世袭，学问传家更难。岭南文化很早就培育出平民意识和浓厚的世俗精神，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中西文化碰撞中，市民精神在岭南，尤其在省城表现得比内地更加突出。这恐怕是近代革命于岭南崛起的一个动因。受这种氛围浸润，岭南先贤大多具有平民风范，这在此次公布的岭南先贤109人名单中充分反映出来。任嚣、赵佗戎马出身。王勃、韩愈和苏东坡这类贬官、罪臣多以一介平民身份在岭南生活。葛洪深山炼丹，惠能寺院坐禅。近现代革命家、思想家多出于民间，其改革呼声才得到民间及华侨的响应。艺术家多在市井演红艺名，工艺大师更是民间的。我想，岭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要符合自身文化的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恰好是岭南先贤鲁迅所强调的。民族的必然是带有民间味的、民俗风情的，它才能是亲民而为民所接受的。西关城雕注重岭南文化的“家底”，强调有“广州味”，有“岭南味”。一套三件酸枝几椅，分坐着洽谈生意的“洋鬼子”和粤商各一人，神情友好，但精明而又专注，反映了广州这最早的开放口岸，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典型的一幕。它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却是岭南人与西方人文化交流的史事，渗透着一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精神，而这正是岭南人最珍视的精神之一，也是广东能在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胜任“改革开放的窗口”之职，从而创造现代辉煌和奇迹的文化底蕴。

　　先贤们能不能和该不该以亲民形象与我们见面呢？岭南文化注重世俗生活的精神和平民意识指引我们充分重视这一点。南越武王赵佗当时既然能以“蛮类大长”自居，着“蛮服”(应为南越衣冠而非百越衣冠)见百姓和朝官，现在当然可以用这一面貌见见广州人，他毕竟是我们的第二任市长呀！我曾在《构建岭南文化走廊》中设想，这条文化走廊铺展开岭南文化的特质和光辉，从三个方面表现“岭南的脊梁”，第二个方面就是各时代的伟人和名人。这包括运用雕塑、绘画、立碑、立园、命名街区楼宇和大道、专题馆园，甚至公益广告等等灵活多变的形式，让先贤走出高高的庙堂，幽幽的深院，从白云山脚一直排到珠江，亲切地再次“接见”我们，“检阅”我们；也使我们能够天天亲近他们，在亲近中了解他们的贡献，理解他们可贵的那部分品质。

　　所以，先贤文化的系统构建应该与市民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好是在人流密集之所，繁华休闲之处，尽量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岭南文化精神的浸润，而升腾起热爱和珍惜自身文化特质的情感，以长作岭南人为自豪。同时岭南先贤及现代人对先贤文化的建构得以常常接受现代市民的评判和检验，才能与民俱进。再者，受众广，容易吸引投资和捐赠，政府倒未必要投入多少钱，可以小钱办大文化。国外“星光大道”可是赚钱的热土。这样搞文化建设可能是各方面效益俱增的一种方式，岭南文化及其现代建设的特色也许更能充分吸引全国人的眼球，而唱响自己的文化品牌。

　　作者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