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祖与纸“二奶”

　　女性观察

　　王宏维

　　据媒体报道，今年清明节期间，在深圳等地的清明祭祀物品中，出现了纸扎的“二奶”，并确有人买来焚烧祭祖，希望先人在天之灵也“享用”一下“二奶”。或许，这只是做

祭祀物品的生意人借历史沉疴和世俗流弊发点小财，但却也促使人们反省一下已经瓦解的封建婚姻制度，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父权制文化与思想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二奶”即“妾”，是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一夫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的产物。

　　最初，男子多娶的目的是为多生子，以利传宗接代。之后，多娶则逐渐成为男人社会地位、官阶高低的一种特权，即婚姻成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直接体现。这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在父权制社会中婚姻与性关系规则其实都相当的政治化，性别不仅是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还是等级压迫的根源。在中国，这一点更是依据确凿。儒家经典《论语》对男子多娶早有论述，还规定了按照社会等级高低多娶的不同数量。根据《论语》的说法，天子诸侯可一次娶九女，名为“媵婚”，其中一女聘为“嫡妻”，其他八女为“媵妾”(不与嫡妻同娶的妾称为“姬妾”)。在《诗经》、《左传》中，也有类似关于“媵婚”制度的记载。儒家礼制还规定，级别较低的卿、大夫娶一妻二妾，级别更低的士娶一妻一妾。在春秋时代，男人们大抵认为一妻二妾是最为理想的，因此也就有了“三女为粲(美)”的说法。没想到的是，到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婚姻盛行，一些门第高贵的女子嫁到夫家后，凭借母家的权势限制、反对出身门第较低微的丈夫纳妾，丈夫们为受这般“钳制”大为光火。好在南朝皇帝倒是十分体谅这批男人遭遇的家庭危机，颁布了纳妾的硬性规定，以整治那些胆敢阻碍丈夫完成纳妾美事的“嫉妇”。到东魏，更有一位“明于政理，但善事权势”的临淮王元孝友，特奏请皇帝委令百官根据品第的高低置妾，并堂而皇之地列出娶妾的若干好处：既可防止妻子悍嫉而降伏丈夫，当官的丈夫也可因有一定数量的妾获得性满足而减少外出淫乱等等，可谓论述清晰，头头是道。在当时，这也许真是开展家庭人伦和官场风纪大整顿的一个好建议。然而，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看，却恰恰显示了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中极为黑暗的一面。

　　这种婚姻制度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丈夫对妻妾的绝对权威、绝对掌控之上的。封建伦常以“夫为妻纲”把夫妻关系整合到了社会政治模式之中，强调妻子对丈夫应毕恭毕敬，犹如“君臣之严”；妻子不仅没有平等的家庭地位和权利，就连个人的人格、意志也都必须湮灭。《孟子·腾文公下》就强调：“妻妾之道，以顺为正”。《白虎通·谏诤》还认为，即使丈夫有错，妻子虽可劝谏，但丈夫不听便罢，因“娶妻非为谏正也”。若妻子追究是非曲直过分认真，惹恼了丈夫而遭打骂，当属咎由自取。是可谓，有错的打没错的有理，不讲理的打讲理的活该——也许这就是父权制文化下夫妻关系的逻辑。

　　门第相当、明媒正娶的妻子的地位尚且如此，其下之妾就更卑贱、更悲惨了。妾的功能除了伺候公婆、嫡妻之外，还要给丈夫提供“娱色”和多生子。春秋时期的妾还须担起为丈夫殉葬的任务。而且，即使妻死后妾也不可上升为妻。对此，《唐律》的解释是：“妻者，齐也”，即妻子与丈夫是秦晋匹配的。妾则不然，是由买卖而来，因此与丈夫“等数相悬”。相反，妾之下的婢女倒是有可能上升到妾的等级，条件是婢已为主家生子，即可“收婢为妾”。很明显，在封建婚姻的阶梯上妾与奴婢实质上属于同一等级。到明代，社会上因妾卑贱的地位而将之唤为“瘦马”，纳妾于是也被称做是“买瘦马”。一些有钱有势的男人“千金宝马换小妾”的做法，更被当作风流倜傥人士的潇洒之举在诗文中翻唱，而丝毫不顾沦为“交易物”的妾的感受。可见，在封建婚姻和家庭人伦关系中，妾无疑是一个被欺凌、被玩弄、几近奴婢、深受压迫的底层女性群体。即使在封建时代，不是经济窘迫，万般无奈，女性是绝不会走到“嫁人做小”这步的。今天已是21世纪的文明社会，难道中国人还希望有女性沦落到如此地步？或者让她们以这样屈辱的身份在冥冥中参与到你先人的婚姻与家庭之中去？

　　历史上的道学先生们也曾对纳妾的利弊开展过多方探讨。从封建伦常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角度说，为多添子嗣、维系父系血脉延续而纳妾是一个最重要、也最堂皇的理由。而从家庭的稳定来看，“妾婢既滥，子女杂出”，无疑将造成无休止的纷争混乱，所以道学家又认为，“有子无妾”则是“最家门善事也”。遗憾的是，即使道学家的分析教导再中肯，人性往往仍为非理性所左右，“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的心理暗流，往往促使父权制婚姻中的男人们实为买妾娱色，同时又为自己找到最堂皇的借口。对此，有一古诗哀叹道：“买妾千黄金，许身不许心；使君闻有妇，夜夜白头吟。”——当丈夫花费千金买入小妾寻欢作乐之时，可曾听闻那与你同甘共苦、相守一生的白头老妻在悲伤呻吟？

　　但愿那些被焚烧祭祀的纸扎“二奶”们，没扰乱先人家庭的安稳，也没让已去世或还未去世的白头老母亲们伤心流泪。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