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职能担当

　　李明德　张英芳

　　今天,文学在社会角色的担当中地位日见旁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当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追及到文学界,既无法保持沉默又无法争得话语权,对文学的边缘化消极认可的同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声呼喊,期待人们能够给予文学一个正常发展的空间。

　　与文学的这种困境和社会角色关联最密切的就是文学的职能担当应该置于社会的哪个位置,以什么样的身份对社会发言它的社会批判和精神救赎功能还能继续坚守吗？选择哪种方式给予文学的位置才是合情合理的,一直在争论与辩解中进行。由此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彻底将文学从社会中解脱出来,与工具性彻底决裂,既然文学的地位受到了质疑,文学可以借机“休养生息”,放松对社会的关注,作家可以像当年的周作人一样退回到书斋,在专业领域突破,实现自己的“岗位意识”,同时自然地实现“纯文学”的理想;另一种是我们的作家尽管遭受了压力但继续保持对文学的激情,为我们的时代歌唱,为我们的精神呐喊,坚持文学的“二为”传统。事实是,尽管文学遭遇了冷落,但我们的作家并没有对文学的失语采取逃避的态度,相反不仅作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尽力抵制市场对精神的侵犯,竭力维护文学的尊严,而且有更多的人还执著于对文学的向往,参与到文学队伍中来。我们的大众对文学尽管保持了距离,可是从各地各种文化人物的评选看出,很多的文化偶像依然存在于文学阵营,作家的文化身份还是得到了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尊重。

　　毫无疑问,任何事物的存在必须以担当一定的职能为要义才能构成其存在下去的理由。这是事物显现自身并证明自身的必要步骤。文学的魅力和光芒从产生之日起就以思想启蒙和精神关怀为自己的职能担当,同时这一证明自身身份的成长方式构成了它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到来,重新改写了文学的发展轨迹。利益的驱动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个体价值的崇尚不断在颠覆原来的那套文学话语系统。如果那套话语系统不能适合我们的欣赏趣味就得遭受冷落的命运。这一现象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消解了文学的庄重性,严肃性,审美性。文学生产成了市场组织结构或者说是其利益轴上的一根链条,参与着消费文化的制造,所以我们悲凉地看到了文学的尴尬、无奈与彷徨。文学的价值系统期待重新给予评估,很明显，因为文学曾经塑造精神世界的职能正逐渐消退,我们的作家也转变了创作的风向,投市场所好,满足大众的消费趣味,对文学的创作不再坚持审美和历史的尺度,要么极端地强调个体经验,个体感觉,大量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通过对个体感觉的浅表层次的书写以赚取大众的认可,逐渐丧失了崇高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的探索精神;要么作家钻进想象的牢笼,在虚构的世界里独自舞蹈,失去与社会的联系,创作的作品只能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缺少现实生活的根基,缺少社会批判意识。

　　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文学已经从中心位置滑落到边缘,虽然它对社会的职能担当还依然存在,但是已经背离了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的职责担当。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倾向：一个倾向就是作家有意退回到自我封闭的话语体系,在文字游戏里孤芳自赏,作品脱离现实生活,缺少现实主义的气息,从而丧失了文学深厚的背景支撑和文化根基,作家在自造的“审美乌托邦”中满足着对自我情感的宣泄,文学的社会功能萎缩、退化,仅仅只能满足个体审美的需要。另一个倾向就是作家撇开审美追求,从流行的大众口味出发,通过暴露自己的隐私,或者将原始的生活体验直接摹写,专注于对生活原生态的描摹,在平面化的叙事策略中沾沾自喜,与宏大的社会生活背离,在创作原则上对现实生活不进行任何艺术的加工和提炼,将生活的真实等同于文学的真实,忽略了文学与现实的审美距离,女性文学、个人化创作就是这个倾向最典型的证明。文学被庸俗化,不能再起到净化人心灵的作用,无法再通过作品给予我们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崇高的精神塑造,进一步削弱了文学的力量。这两种倾向尽管一个是逃匿,一个是积极参与,但是对于文学本身,对于文学对社会承担的作用都是无法实现的。这却是目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虽然还有很多作家坚守着精神的家园,守护着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精神,但趋势是要么偏离,要么过度地介入生活。这两种倾向对于文学的创作,对于文学的职能担当都是一种错误的解读方式。

　　如何调整目前这种对立的与文学本身不相适应的状况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来重新认识文学的社会功能呢尽管我们不情愿用社会功能来描述文学,不愿意使用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说明文学观念的急待调整,我们宁可用艺术或者商品来重新界定它。为了遏制文学的无目标,无主流,今天我们倡导“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三贴近”的文艺政策。那么贴近实际会不会导致文学审美想象力的退化,将文学拖入现实生活的复制？这些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三贴近”只是对作家在创作时的思想内容的要求,要求创作对象必须符合来源于生活,与大众的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作家的创作根基建立在对大众情感、生活的关注上,这是前提。创作必须是根源于现实生活,不是来自我们的想象,也不是来自极端的个体体验,应该具有社会批判性,担当精神塑造的使命。以这一创作原则建立的文本话语叙述系统与文学的审美冲突是不是不可调和的呢？文学这一极能够认可这一规则吗？倡导从现实出发并非要求文学降低对艺术性的追求,对创作的限定来自对生活的重视,强调文学必须首先具有深厚的生活根基,但是不排斥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探索和审美追求。从这一原则出发,这一文艺政策正好强化了文学的审美追求,因为任何作品只有扎根于沸腾的现实生活,才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文学对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的坚持与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持是不矛盾的。通过对现实主义的高扬,将文学叙述不仅转到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上来,同时逐渐将文学的社会职能重新开发,使文学获得审美和批判的双重力量。

　　如果文学创作从这样的逻辑出发,那么文学对社会职能的担当及自身的身份确认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实现。南帆在《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中通过对他们关系的历史梳理,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对立到转化的过程演绎出大众必须是文学的主角。在他们的关系格局中,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大众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大众与知识分子的隐形二元结构解体了,知识分子可以代替大众来对历史发言,对生活发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岗位意识”还需要“广场意识”,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对现实进行关注,对大众进行感情关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些对现实保持热情的作品,由于与我们的心灵接近,对大众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给予了充分的观照,得以进入我们的心灵和审美的双重视阈。如果作家对生活是冷漠的,他的写作激情又如何燃烧呢如果我们对生活是蔑视的,不是感激和热爱的,我们又怎能进入心灵和艺术的世界,又如何承担精神塑造者的角色呢？尤其是在商品社会的冲击下,我们更应该重新思考文学的社会性,应该将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嵌入社会的规则呢？文学本身拒绝靠近社会生活吗？回归文学需要的本质就是形式的单方面要求吗？这些问题的反思和重新清理可以打开对文学的再认识之门,将文学的根基还给生活,将文学的描写主体给予我们的大众,这才是真正地回到了文学本身,不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更是本质上的还原,文学的社会极和艺术极价值才有可能统一并最终实现。（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