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早就不再“笑熬糨糊”了，可浙江舟山桃花镇那地方还有人想“笑熬糨糊”来着，准备在桃花岛上“为金庸建铜像”。没想到，金大侠如今正式表态了：恕难同意！（《文汇报》4月12日）其实，“为金庸建铜像”的策划者，就是将金庸金大侠当作最引人注目的“景点”的。景点也迷恋上铜像，似乎是这几年的事。过去，铜像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文化色彩，与开发景点收入没多少瓜葛。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很风行，那当然是很政治的，电影讲了七个游击队员的故事，而第八个是铜像，他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在战场
上了，人们只有通过铜像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活着的金庸就给弄成铜像矗在那里，大抵是一种诅咒。
要将活人弄成铜像，要将铜像弄成景点，显然是那些热衷于策划的人做的。争名人以提升当地之名气，是今日一些地方的不二法门。按这样的思维态势，金庸的铜像几乎要遍布他家乡浙江的：海宁要竖立一尊吧，这是他老家；浙江大学要竖立一尊吧，这是他做过几年人文学院院长的地方；甚至笔者老家丽水那边也得竖立一尊，因为抗战时期，中学生金庸随学校内迁至偏僻的浙南山区丽水碧湖，在当时的联合中学读书，难道那里不该给这位有大成就的著名校友竖一尊铜像？
活着的名人，不爱竖立那“死矗矗”的铜像，似乎是一个通例。据说丘吉尔当年就拒绝国人给他造一尊铜像的提议，这老丘说：“我可不希望给鸟站在肩膀上拉屎的机会！”你瞧，人家看得多通透！
可喜爱塑像立碑，似乎是国人的通病。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报道某地一头头喜爱给自己竖碑，自撰碑文，为自个儿歌功颂德，张扬政绩。后来凑巧我读了他所撰的一堆骈体碑文，发现文笔倒是不错，读完那些“四六句”，大致明白人家真是迷恋“骈文石碑”，是“碑文迷恋症”患者之一。他不明白“大碑小碑不如群众口碑”这个基本道理，弄得影响甚是恶劣，但他迷恋的毕竟是“自顾自”的一个人的“骈文碑”，与今日“铜像迷恋症”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因为“铜像迷恋症”患者，是拿活着的他人开刀的。
原来我以为金庸会有些老来俏、昏头脑，像有些媒体播报的那样“同意竖铜像”，因为《金庸传》的作者、现居住杭州的著名学者傅国涌曾经批评金庸，说他“晚年把钱看得太重、太过功利”“陷入财富不可自拔”。傅国涌曾不客气地说，金庸虽然一再强调晚年要归隐，但是他从没有退出江湖，“虽然在他的书中经常提到儒、道两家，但是他本人离那样的境界太远，他对鲜花、掌声和名利特别在意。他不停地到处飞来飞去，参加各种活动，出任浙大教授、办杂志、开茶馆……金庸有时候是身在庐山中，不愿正视真实的自己。”现在看来，金庸自己倒是没有患上“铜像迷恋症”，而是“外人”患上了。
想起早些年金庸在北京大学一次演讲时说到的话：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金庸金大侠这番话，以及这回拒绝桃花岛为他老人家建铜像，表明他脑子还是比较清楚的，脑子不清楚的是当地那些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