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人生路期盼呵护

　　广州老年痴呆症患者多达8万，如何关爱他们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最后人生路期盼更多呵护

　　“当你看着老去的我，请不要悲伤。当初我引导你走上人生路，如今请陪伴我走完最后的路。给我你的爱和耐心，我会报以感激的微笑……”一位痴呆老人的女儿刘女士缓缓地念出这么一段话，泪水夺眶而出。

　　“父亲痴呆了多年，他内心也一定渴望我们这样爱他，但这个病实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和许多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属一样，刘女士承受着巨大压力。

　　广州目前有8万人罹患老年痴呆症，如何关爱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一人得病几家忧愁

　　“我妈妈已经不认得很多亲人了，但她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她已经无法表达其他的感情……”说起60多岁的母亲，赵先生满眼都是痛。

　　赵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妈妈梁婆婆在8年前就开始出现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症状了，但孩子们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记得有一次，她忽然对他说：“我现在没有钱了，我那1000元都放在你的口袋里了。”他一摸口袋，根本就没有钱，当时还责怪她为什么撒谎。

　　到2003年，梁婆婆情况突然恶化，医生已经确诊为老年痴呆症。梁婆婆出现了很多令赵先生胆战心惊的“异常行为”，一家人几乎成了惊弓之鸟。她整夜不睡觉，很亢奋地自言自语，要人陪她聊天。最让儿女们心惊肉跳的是，她一上街就会迷路、失踪，无奈之下，家人只能把老人“囚禁”在家里。她还不知道饥饱，每当饱餐之后，还叫饿，由于吃得多，她到处大便，甚至把大便搓成球来玩。有一次，家人与朋友在酒楼聚会，她突然把裤子脱了下来……

　　老年痴呆症从轻度记忆与认知障碍，到最后的植物人状态，其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

　　在53岁的刘女士看来，一个老人得老年痴呆症，不是一个家庭的毁灭，而是儿女们的几个家庭陷入困境。她哭着对记者说：“我们三兄妹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父亲眼看就不行了！”

　　患者太多机构太少

　　据了解，目前广州为痴呆老人提供专业护理服务的机构大大小小共有20来家，而且，这些机构接纳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能力也有限。以广州规模最大的民办养老院寿星大厦为例，入住的2000多名老人中患老年痴呆症的仅100多人，而公办的广州市老人院受场地限制，接收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也只有58人。

　　走进广州市老人院老年痴呆爱心园，记者还以为错入了幼儿园：洁白的墙壁上挂着水彩画，分别贴着小猫、小狗、小熊、企鹅、熊猫等可爱的动物照片，桌上摆着许多塑料水果和玩具，老年痴呆症患者都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家”。广州市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早几年，我们就开始体会到，老年痴呆症的服务需求非常大，这些老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更多的市民希望能就近解决痴呆老人的护理问题，比如社区办老年护理院来解决患者家庭的后顾之忧。侨颐园六榕社区长者乐苑是一间民办社区老人院，该院邹院长说，这里托住的48位老人，80％是不同程度的老年痴呆症患者，20多名医护、工作人员还有越秀区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的医生为老人服务，广州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还有附近中学的义工也经常过来。

　　政府扶持社区出力

　　广州目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超过8万人，能住进相关机构的毕竟是很少一部分，尚有90％左右的患者不能得到护理。一些业内人士纷纷呼吁，政府有必要加大力度，建立更多专门的老人服务社区机构。

　　“我们不可能把痴呆老人都送进老人院或相关机构，绝大多数人还是分散在社区的。因此，对老年痴呆患者的服务，应该是分散为主、集中为辅多层次的服务。”洪佩贤特别提出，对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的老年痴呆患者，政府应该为他们分担经济压力，同时，政府要出资帮助培养专门服务人才。“护理痴呆老人不是一个普通保姆就干得来的，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技能，我们这方面懂得太少了！”

　　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罗观翠教授介绍，在香港，老年痴呆症患者通常是享用社区服务。社区服务包括托老院、社区日间护理中心、社工到户服务等。选择哪一种服务，看痴呆老人家庭的具体需要。如果家人需要，社工可以向家人提供专业的照顾痴呆老人的培训。由于经过大学专业训练的社工职责繁多，因此政府按照社会的大量需求，会向各类非政府的社工组织购买这类服务。需要服务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家庭向社区服务中心付费，同时，政府也会提供资助，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

　　罗教授认为，目前广州的这类社会服务机构还在起步阶段，很多痴呆老人家庭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到位的社区服务。因此，政府需要有相关政策推动社工培训和社区建设，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照顾上。

　　余颖胡珊珊（本报广州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