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只有权力接受约束权利才能保障

　　为期3个月的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妥善处理”为目标的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工作，近日率先在安徽省试点。从5月中旬开始，这一活动将在全国公安系统全面展开。

　　有关部门督促各地公安局长接待民众信访，解决警察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可谓用心良苦。可以预料，至少在短期内，该活动将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要想从根

子上制止一些公安机关及其人员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恐怕需要寻找更为有效的对应之策。

　　最近透露出来的几宗与佘祥林案类似的案件中，似乎都存在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不按照程序办案、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等现象。少数警察素质低下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下达办案指标、以破案率为警官考核主要指标，也是促使警察擅自延长羁押时间乃至刑讯逼供的政策原因。

　　不过，在这些民众反响强烈的现象背后，恐怕另有更深层次的制度上的原因，那就是，公安机关的权力、尤其是侦查权，没有受到有效的规范和约束。例如，拘留将使一个人立刻丧失人身自由，而对此，《刑事诉讼法》虽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但这一拘留证，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制作，缺乏外部监督。人们会提问：假如公安发错了拘留证，公民该找谁论理？

　　关于侦查权，《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只有公安机关才能行使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权。人们会疑惑：假如公安机关采取了不合法的强制手段和侦查手段，谁来制止它？

　　理论上，检察院可以监督公安机关，但这种监督往往是事后的。检察院在审批逮捕之时，可以对公安机关的权力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然而，此时，公安机关的违法拘留、搜查、取证、侦查、逮捕等活动均已是既成事实，而嫌疑人的身心可能已经遭到伤害。检察院的监督没有在第一时间保护嫌疑人，及时纠正公安机关的错误，也是迟来的正义。

　　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离不开警察权。若不严厉打击犯罪，则善良民众就不可能享受生活的乐趣。但警察权若行使不当，本身也可能侵害一部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这种警察权的滥用，对民众法律信仰的冲击，远甚于普通犯罪行为。

　　欲防止警察权的滥用，就需要对警察权予以约束。

　　观察现代各国通例，均对警察活动实施司法监督和审查，也即，检察官和法官提前介入警察的羁押、搜查、侦查、取证、逮捕过程，以严格的司法程序，将警察权力之行使导入法治轨道。

　　这并不是说，检察官、法官一定比警察更守法。相反，这种制度设计乃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常识：一种权力在行使的时候，多一个监督者，多一层审查程序，总比自己独立地行使会少犯一些错误。让检察官、法官来监督和审查警察的活动，可以给嫌疑人多一层保障，假如警察有错误，也可以在第一时间给他提供救济，让他知道可以到哪里去找人评理。归根到底，这样的安排，也可以减少警察自己犯错误的可能，而这样的错误如果发生，是不利于警察之公共形象的。

　　由警察羁押、逮捕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心理的负面冲击，是可以想象的。

　　面对佘祥林冤案，整个社会恐怕需要反思，如何让某些警察和司法人员形成尊重公民权利的职业伦理；政府也可能需要反思，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对警察的羁押、搜查、取证、侦查、逮捕活动予以监督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