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案平台:事业单位工伤鉴定该由谁管?

　　嵊州市长乐人民医院职工周方东在工作中受了伤，但他却找不到对事业单位职工受工伤后有“工伤认定职能”的部门。事情一拖就是两年——

　　4月7日，浙江省嵊州市长乐人民医院骨科医生周方东告诉记者，他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浙江省人事厅是惟一能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出工伤认定的政府职能部门”。但他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周方东向记者介绍了他发生工伤事故的整个经过：

　　2002年12月份，一位患者因左前臂尺骨骨折，手术后需每天到长乐人民医院消炎并更换纱布绷带。其间，患者母亲过燕君因对医院收费有意见，多次找到医院诊室。2002年12月25日上午，周方东刚上班，过燕君又因收费问题责骂其是“臭医生”，并乘其不备一拳打在他的左眼上。事后，经嵊州市人民医院诊断，周方东为“左眼钝挫伤及视网膜震荡”。

　　周方东将情况向院领导汇报，但该院一位副院长认为，为患者提供好的服务是医院的责任，因此没有作出令周方东满意的、要求医院“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决定。次日，在家养伤的周方东还得到一个消息，院领导在会上宣布，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要他向病人家属赔礼道歉。

　　周方东觉得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认为“单位对此事处理不公”，因而“心中很气愤”、“心里无法平衡”，“数天数夜不能入睡”，从而导致言语增多，行为紊乱。2003年1月5日，他住进绍兴市第七医院，3天后转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为“轻度躁狂症”。

　　从杭州治病回家后，2003年2月14日，周方东一纸诉状将过燕君告上法庭，要求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医疗费等合计4454．13元。与此同时，周方东继续与院方进行交涉。他认为，在这场医患纠纷中，自己没有责任。“如果医院规定的收费标准确实高，这不是医生的责任”。周方东认为，此次医患纠纷给他造成的病疾，院方应该给他定为“工伤”，并享受工伤待遇。

　　2003年4月8日，周方东向医院和当地卫生局递交了《关于要求享受因工受伤待遇的申请》，请求卫生行政机关及有关领导给予工伤待遇等。但他的要求没有得到院方的认同。

　　2003年6月24日，周方东的“躁狂症”再度复发，并住进杭州第七人民医院。此次医院诊断为“双相障碍，目前为无精神症性症状的抑郁症”。

　　2003年9月23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为其出具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结论是：被鉴定人周方东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其发病与被打有“间接相关”。

　　2003年11月6日，嵊州市人民法院对周方东诉讼案进行审理。法院认为，被告过燕君作为病人家属，在护理病人期间为医院收费问题而与原告发生争吵，继而致伤原告，其行为是错误的。故对原告为治左眼而花费的费用，被告应予赔偿；由于原告继发的躁狂症与被打及医院对该事件的处理为“间接相关”，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分担原告为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法院判决：过燕君赔偿周方东为治左眼花费的医药费、误工费，治疗躁狂症花费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合计5083元。

　　法院判决生效后，周方东认为，嵊州市长乐人民医院应对他的“工伤”负责。他认为，法院对他与过燕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判决，已经证明他是在工作期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且错不在他。法院认定其日后出现的精神疾患也是因工伤事故引发的，因此他应该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于是，从2004年1月22日起，他再次向单位及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享受工伤待遇。

　　但院方认为，周方东患的是精神疾病，医院只能“按公费医疗、病假待遇对待”。且工伤及工伤等级认定，还需要有关部门的鉴定。

　　为了获得工伤及工伤认定等级鉴定证明，周方东及家属四处奔波。自2004年起，他们找过卫生部门、人事部门、民政部门等众多部门，可各部门均称自己不是事业单位工伤鉴定的主管部门，谁也不肯为其作出工伤及工伤等级鉴定。

　　2005年1月4日，周方东将浙江省人事厅告上了法庭，要求判令浙江省人事厅对他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005年2月24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浙江省人事厅在行政答辩状中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在国务院相关部门未制定统一规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前，人事部门没有工伤认定的职能，且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0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印发浙江省人事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也未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的职责划给浙江省人事厅。因此，浙江省人事厅“没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能，无权就周方东的申请作出认定”。

　　3月31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判决，驳回了周方东的诉讼请求。

　　周方东的工伤认定从此进入了“盲区”，他的工伤认定该由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