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基本权利无法保障 政府应重建防治制度

　　一些精神病人先是被家庭当累赘，抛弃到社会；继而被一些地方政府以影响市容市貌为由而驱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保证数目逾1600万的精神病群体的基本权利，检讨和重建国家精神病防治制度，是政府部门需要直面和妥善处理的问题。

　　2005年3月7日晚，行走在107国道1723界碑处的湖南衡阳人张衡生被一辆疾驶的摩托车撞伤。当地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取得联系，可5天内无人过问，直至张被冻死。

　　4月14日中午，湘潭市殡仪馆。张衡生在一片哭声中被火化。

　　一个月零七天前，29岁的张在湖南湘潭县茶恩寺镇一个依傍107国道的扶桥村被车撞伤。村民们先后拨打湘潭市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交警中队、镇民政所等部门电话，遭遇推诿和敷衍。五晚四天，张蜷缩在路边稻草中饥寒而死去。

　　3月30日，湘潭市公安局宣布处分公安系统11人。

　　见怪不怪后的心硬

　　“比张更惨的都有、都见过，心就硬起了。”

　　对于当天的事，村民彭术平记忆犹新。

　　3月7日晚，张衡生突然出现在村民彭术平厨房门口时，吓了彭妻周云辉一跳。周以为张是索要食物和水，问张，张一声不吭。周判断张是一个精神病人，将其推出。

　　张是衡阳市人，两岁丧父，1995年就读当时的中南工学院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1996年底因严重自闭症退学。

　　周对张的判断直接影响村民对张的救助。周说，如果张是一正常路人，村民一定会积极救助——救人积德，或许可得人情和物质回报。但帮助一个精神病人只能收获麻烦。

　　村民李菊云送给张两条裤子、一件夹衣和鞋袜，煮稀饭送张，但这位善待张的老人不愿将张带回家。“死在家里怎么办？”黄的媳妇说婆婆如把张搬回家，她将是反对者。几个村民对记者采访表示不解，“一个精神病人值得你们千里迢迢来这儿吗？”

　　张衡生被撞后，村里一医生给其进行了简单包扎。但送张去医院救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茶恩寺镇卫生院医生欧阳中民说，县财政只负责院长、妇幼专干和防疫专干三人工资，其余20余人全部依靠医疗创收，医院不愿治疗找不到肇事车辆的外地伤者，“何况精神病人”。

　　外界对张在村庄遭遇的平淡对待表示惊讶。但镇医院一位医生说，基层官员消极是因老百姓对其无制约和监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村民消极更多是当地流浪精神病人特别多，“比张更惨的都有、都见过，心就硬起了。”

　　镇一位上长者回忆，90年代中期，整个镇子一夜之间突增很多流浪精神病人，衣不遮体或站或立，依稀可辨是外地口音。奇怪的是走了一批，又会来一批。

　　他们来自哪里？

　　外地有组织、成规模向茶恩寺镇抛弃精神病患者的说法得到官方印证

　　对于这些精神病人来自哪里，是否是被有关部门集体抛弃的？李菊云的老伴黄书林说，2003年9月一个傍晚，他亲眼目睹一台从衡阳方向开来的中巴车停在距离他家100多米的拐弯处，几个人被推被拖出，车子很快开走。

　　黄走近，发现是一群蓬头垢面的流浪精神病人。一群人中最后留下一个走不动的老头，黑、瘦，50多岁。晚上20时许，李菊云听到喊叫，出来看见老人右腿被车碾压，李唤村民把老人拖到路边，李嘱咐老人，“你不要爬到路上去，你会被压死”。

　　外地有组织、成规模向茶恩寺镇抛弃精神病患者的说法得到官方印证。

　　茶恩寺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韩晓燕说镇上的人一直知道有人向乡村抛弃精神病患者，但苦于无人抓到现场。镇长助理马勇根分析说，镇子民风淳朴，该镇是107国道上一个商贸集散地，较为富裕，公路两边饭馆林立，有大量残饭剩菜，“也许是城里抛弃精神病患者的原因”。

　　张衡生出现在村庄时，身着西装、白皮鞋，整齐干净，不像在外流浪很久。村民说，和张同时出现在村庄的还有七八个流浪精神病人。张被撞伤时，那些人在50米外的一个坡上生火取暖。

　　村民一直怀疑张也是被抛弃乡村的众多精神病人之一。但3月3日晚上，张离家后行踪一直不明，张到底通过何种方式到达80公里外的村庄成为一个谜团。

　　有一点可以确认，茶恩寺镇在张衡生事件之前被多次抛送精神病人。但是谁向乡村抛弃精神病人呢？

　　黄书林说他当天注意到车牌是湘D，是衡阳市车牌。茶恩寺镇向南十余公里是衡阳市衡山县，继续过去十余公里便是南岳风景区。

　　衡阳市城管内部人员暗示记者去南岳风景区调查。

　　跑衡阳往返南岳线路的一个郭姓司机是南岳人，曾在景区里开过旅游车。3月29日，郭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目击警察和城管联合“集中清理”景区内的流浪者——用警车或旅游车装着，送出南岳景区。郭的妻子补充说，南岳驱赶、外送流浪者是一个公开秘密。

　　被驱逐的精神病人

　　衣着体面一点的乞讨者都无法逗留，更何况衣不遮体的精神病患者

　　3月30日，南岳区城管办公室雷主任说南岳景区几乎解决了一直困扰城市的乞讨、流浪者问题。二中队阳队长补充说任务层层分解、落实。一个城管队员的辖区如出现了乞讨、流浪者，未及时报告，该队员将被惩罚，甚至下岗。

　　南岳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李秀英说，90年代，中国很多地方的精神病人、乞讨者云集南岳，特别是南岳香火旺盛的七、八、九三月。香客上山求神乞福，不忍拒绝乞讨，一一打发却又给自己造成经济负担，时常很尴尬。

　　南岳景区主要依赖旅游产业，景区美誉度犹显重要。政府甚至提出凡是来南岳的游客都是区委书记、区长的客人。一个措施就是坚决集中清理流浪乞讨者，维护香客利益。

　　李介绍南岳景区针对流浪乞讨者建立一整套刚性制度——城管、环卫部门在山下城区负责寻找、报告流浪、乞讨者，民政部门负责现场处理；山上实施关卡制度——如在山上发现一个流浪者，景区门票处将被扣一分和500元。

　　整条流程看上去严密而富有效率。

　　南岳区民政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政部门建立一个比110更灵动的处理流浪乞讨者的长效机制——民政局救助站发放工作名片给环卫、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和城区商户，发现流浪乞讨者即时报告，救助站工作人员必须在15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完成处理。

　　南岳区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廖哲丹说，被救助者将得到较好照顾，大多数最后能够安全顺利回家。

　　记者问，流浪乞讨者中的精神病人因智力缺损，难以提供可供救助站遣送的真实家庭住址，回家基本不可能。接受救助10天后他们将何去何从？

　　廖说，2003年8月颁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条例》没有涵盖精神病患者，救助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对象是不能提供真实住址的精神病患者，一般不予救助。

　　记者再问来到景区的流浪精神病人不能接入救助站，又将如何。廖想了想说只能让他们留在原地。

　　但廖的说法遭到其他官员的否定。一官员说，“各部门齐抓共管，景区基本上看不到疯癫和乞丐了”。民政局一工作人员承认，在严厉驱逐流浪者的制度压力里，衣着体面一点的乞讨者都无法逗留，更何况衣不遮体的精神病患者。

　　国家系统性损耗

　　中国正在遭遇精神卫生疾病所带来的系统性损耗

　　精神卫生专家称，严重精神病人如获及时、系统、科学治疗，40%以上能够回归社会，一般患者则大部分可以治愈。

　　但一个精神病人治疗成本较高。一位精神卫生专家向记者介绍说，对于精神病人的一个疗程耗时2-3个月，花费五千元以上。早期患者一个疗程后，每月仅仅药品一项开销需三五百元，维持期要两年。如再发病，维持期将是五年。

　　地方政府对精神病人基本没有资金投入，大多数家庭无力承受病人治疗费用，致使80%的患者不能及时住院治疗。相当数量的精神病人得到治疗，出院后又因治疗费用难以坚持长期服药，导致复发率高。

　　实际上，城际间相互驱逐流浪精神病人，是界内人士公开的秘密。一个精神病医院副院长说，精神病医院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把流浪精神病人丢到相邻城市的交界处。 譬如长沙，就会将病人集中起来，装上车子丢到渌口、白关镇等地；株洲推到湘潭；湘潭丢往浏阳……

　　中国医院急诊室每年至少抢救100万企图自杀者，不明原因的自杀往往与抑郁症有关。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达10%-25%。

　　黑龙江省精神病防治所所长刘长久比喻精神病人是埋在社会的一颗颗“地雷”，威胁公共安全。

　　这仅仅只是精神病人“闹出大动静”的事件。湖南省脑科医院透露说，湖南省一年精神病人肇事至少1000起。

　　2005年3月2日《健康报》报道：广东省1998～1999年不完全统计，该省因精神障碍者行凶致死426人，致伤460多人

　　湖南省政协委员周进宇在今年提交的政协提案里说，该省约有精神残疾人四五十万人，是中国精神疾病“重灾区”。衡阳市就有“武疯子”四五万人。

　　一个事实是，中国正在遭遇精神卫生疾病所带来的系统性损耗。

　　谁应该担负主要防治责任?

　　精神病防治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社会问题，已威胁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1938年，世界第一部《精神卫生法》诞生，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相继颁布精神卫生类法律。中国卫生部1985年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但至今只是草案一张。

　　据专家透露说，草案十年不能“转正”的核心问题是谁来支付精神病防治费用。按照国际惯例，国家承担精神病防治的主要费用，如出现意外则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

　　国家不能提供经济支持，家庭不得不独力承担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民政部门负责收治无监护人、无单位、无经济来源的“三无”精神病人；公安部门负责收治已经肇事的精神病人。

　　事实是，民政、公安收治精神病人涉及利益分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里，两部门不作为、少作为甚至截留精神病人资金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说，精神病防治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社会问题，已威胁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从经济发展型社会向公共服务型社会转变，保护精神病人这一天然弱势群体是其职责和义务。

　　毛说现在需要制止病态财政支出，合理使用纳税，加大对精神病防治等公共服务的资源投入。

　　事实上，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卫生部已收8件关于制定精神卫生法议案——259位人大代表呼吁加快完成立法，推进精神病防治规范化、法制化，数名精神卫生专家相信中央政府将调整现行精神病防治政策。

　　2005年3月31日，最早报道张衡生之死的《潇湘晨报》以“决不让张衡生悲剧重演”为题再次进行报道，报道说，已经有三名公安人员被处理。

　　但是，卫生系统一名官员敲打着报纸说，“处理了几个看羊的，牢还没补上!我们如不能检讨精神病防治的制度安排、公众教育，切实改变精神病人的生存条件，处理再多人也无济于事。”　　邓飞 发自湖南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