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富豪涉赌调查：赌博缘于精神生活单调

　　“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家，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和普通的农民与小市民区别并不大”

　　2005年3月27日下午，宁波余姚市东南的丘陵地带，天气又阴又闷。

　　退休工人老陈和往常一样，吃过中饭后，拿了几张过期的报纸和一壶茶，到一家一片

芜杂的工厂看门。这工厂是亲戚家的，因为机器还没搬完，就叫老陈看管着。老陈自己也没想到，这天他会看到有生以来看到的规模最大的豪华车队，遇到有生以来最大方的老板和得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横财。

　　当天下午2时左右，一队十几辆包括宝马、奔驰在内的豪华车队，径直向老陈的工厂驶来。老陈正要阻拦，一个40来岁的平头中年人跳下了车，走到传达室，拿出一个装着2000元的信封，塞进老陈的手里，笑着跟老陈说，我们借你的地方玩几副牌，下午5点之前肯定走。老陈很纳闷，还想问话，但车队已进了厂门，早已预备好的地毯等摆放齐当后，车上下来不少衣着光鲜的男女，坐到毯子上围成一圈。大约4点半，这帮人就收拾了毯子等物件，出了工厂。临走时，那个平头中年人又扔下一个信封，还是2000元现金。

　　两天之后，老陈从他的老板亲戚那儿得知，这队由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载来的都是余姚、慈溪一带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所谓的“玩牌”，其实就是赌博。因为担心公安机关来抓赌，所以他们只能在各地辗转着赌博，输赢常以百万计。

　　事实上，活跃于余姚、慈溪一带的富豪赌博集团，并非是富豪中最疯狂的。不少中国富豪，因为赌博而破产，甚至是自杀或被杀。

　　被捕的家具大王

　　2005年2月下旬的一天，杭州人张义受朋友之托，准备订购一批价廉物美的家具。张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几年前曾打过交道的琴鸟家私。电话打到琴鸟的办公室和销售部，但都没人接电话。几天之后，张义从一些同行中得知，琴鸟家私的老总金建春早在2004年就因诈骗被逮捕了。

　　琴鸟家私曾是杭州乃至浙江著名的家具大王，张义觉得资金实力雄厚的金建春，居然会涉嫌诈骗，有些不可思议。为了证实这个消息，他亲自去了地址在余杭区的琴鸟家私总部，除了几个门卫之外，公司已看不到其他人了。

　　42岁的金建春在浙江家具业赫赫有名。他在余杭区禾丰村起家。熟悉他的村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金建春18岁开始做木匠，很会动脑筋，常常能做出一些新款家具，令同行刮目相看。经过几十年的商海打拼，一跃成为资产至少数千万，拥有浙江琴鸟木业公司等数家关联企业的老板。巅峰时期，他接到过人民大会堂等装饰项目，拥有全国知名度。这样一位拥有数千万资产的富豪，为何成了诈骗犯呢？

　　一切皆由赌博而起。

　　据浙江当地媒体报道，琴鸟企业成立不久，金建春跟一个客户去澳门谈生意。初涉金碧辉煌的赌场，金建春运气不错，一个晚上就赢了近万元。

　　从此，金建春的赌瘾渐长，每个月都要去澳门四五次，赌注也越下越大，成了赌场贵宾房的常客。每次去，他都会准备数百万的赌资，但几乎次次空手而归，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渐渐地，董事长办公室已经很少看见金建春的影子了，一名前途无量的商业奇才，堕落成了一个成天想着翻本的赌鬼。

　　事实上，金建春如果在2002年前后收手，这位少年得志的商界奇才还有希望东山再起。因为2002年还是杭州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期，在杭州市区拥有一家房地产企业的金建春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看着自己十几年来辛苦赚来的钱被赌场吞噬，好胜心极强的金建春很不甘心。2002年，他将琴鸟公司在杭州一家房地产公司51%的股份转让给了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得到了2410万元转让款，大部分都扔进了澳门赌场。

　　余杭区检察院的一份材料显示，2002年9月，金建春谎称自己在临平茅山开发区有50亩土地，经人介绍与杭州某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该地块，并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协议。期间，房地产公司先后汇入800万元开发资金。金建春得到这笔资金后，将其中的425万元带到了澳门。事后，房地产公司才知道自己被骗，向公安机关报了案。2004年11月12日，余杭区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抽逃资金两罪批准将金建春逮捕。

　　金建春在澳门赌场到底输了多少钱已很难查实。在金建春的老家流传着几千万到上亿等多种版本，一个接近事实的保守估计是3000多万，这个数据也得到了余杭区检察机关的认可。

　　多数都会“搞一搞”

　　事实上，因为赌博而涉嫌诈骗的富豪决不止金建春一个。

　　蔡建忠是台州温岭的一家大酒店老板，每年的利润在300万以上，但因为沉迷于赌博，这位富豪骗贷数千万元，都在赌博中输光了。

　　台州市公安局经过5个月的侦查发现，蔡建忠等3人在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消费贷款共计3406.2万元，创下浙江省诈骗汽车消费贷款数额之最。2004年10月，蔡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003年以前，蔡就经常和一些赌友聚赌，每场赌博输赢都在200万元左右；出差在外，他也要打牌赌输赢。每次去澳门赌博，他的输赢都超过500万元。为此，他也交了一批有头有脸的富商，身价至少都在500万元以上。这些人以赌为乐，隔三岔五地聚赌。

　　2002年底在澳门的几场赌博，蔡建忠输了1000万余元，彻底破产。起先，他想通过用汽车消费贷款的钱重新投资，好好做生意，但谈了几笔生意都没谈成，再加上赌友们时时邀赌，他终于走上了“以赌博发家致富”的生涯。

　　据蔡建忠交代，他在银行的3406.2万元汽车消费贷款中，实际到手的只有2800万元，除800万元用于还贷，其余都用于赌博。

　　赌博对好多老板来说，就像家常便饭。

　　朱老板是浙江余杭人，这位四十出头的金属加工企业老总，资产将近千万。在他看来，民企老板之间赌点钱，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关键是怎么把握。

　　“农历年关和春节时分，无论是老板富豪、党员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会搞一搞。”朱老板说，这种时候赌博几乎成了交际活动中最普通的娱乐项目。“在我的圈子里的几十个老板，至少有七成以上是会趁着过年搞一搞的，无非是赌得大还是赌得小。当然也有人整天都沉迷在赌博中，干企业辛苦一年赚了几百万，可能全部输在赌桌上。有的还会到外面去赌，比如澳门。”

　　2004年，澳门的博彩税达到了140亿澳元，比2003年增加了39亿澳元。杭州一位娱乐公司的业务经理认为，澳门博彩税近年以超快速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内地富豪的功劳。他介绍说，在他们公司接单后赶赴澳门的内地游客当中，绝大多数都会“玩玩”。而娱乐团中多数成员是富豪。“其实，普通游客带去的钱不多，而干部到澳门赌博毕竟是少数，所以内地赴澳门豪赌的，主要还是富豪。”

　　除了因赌博而诈骗外，因赌博自杀、杀人与被杀的案例，也经常出现在报端。2005年1月12日凌晨，湖南岳阳富豪田某，因为在澳门赌博输掉220万元之后，回湖南卧轨自杀。

　　富豪涉赌，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

　　“游击战”与占山赌博

　　2005年1月11日，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打一场声势浩大的禁赌战争。

　　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对赌博违法行为，无论是浙江、苏南还是其他地方，一直属于严厉打击的范围。但是，无论是专项会议，还是公安机关的严打，并不能阻止一些富豪赌徒铤而走险。他们和公安机关打起了“游击战”。

　　所谓游击战，就是四处更换赌博地址。根据一些富豪赌徒和公安人员的介绍，这种赌博形式一般由专人组织，赌博团体内的富豪成员也相对固定。由专人选择场地，提供赌博的必要设备。他们会选择一些偏僻的场所，比如废弃的厂房、石矿、山林、居民家中、船舶等，通过不停更换赌博地址，来规避风险。

　　胡曾是浙江一家都市报的记者，这位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曾多次暗访与跟踪赌博集团，但都没有成果。胡把失败归结于策划富豪赌博的组织者过于狡猾。“富豪赌博集团常常在各地乱窜。在赌窝的几百米范围内，赌徒就布置了眼线，任何可疑的人员入内，他们都会发出信号，等抓赌的群众或公安入内时，那些赌徒早就收拾了钱和赌具，根本拿不到证据。”

　　2005年1月，杭州市西湖区警方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侦查，将西湖区四个股份制豪赌集团一举摧毁，抓获涉案人员120多名，缴获非法获利和赌资达500万元。经过审讯，警方发现这些豪赌集团不但组织严密，还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有许多股东控制着赌场。这些赌博集团以豪赌抽头为生，其中有一个赌博集团，一次赌博的最多获利超过80万元。

　　用游击战的方法赌博，尽管相对“安全”，但是，由于频繁更换地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也有富豪更喜欢“安全又固定”的赌博场所，比如偏僻的山区和海岛。

　　3月29日下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线人的带领下，从宁波出发，从余姚市进入了四明山区，穿越了80多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又跟着线人走了10多公里，在一座很小的水库旁边的山林中，发现了不少丢弃的扑克、食品等。线人说，这里就是那些老板赌博的地方，隔个两三星期就会有人来。3月30日上午，这位线人又带着记者来到了同属四明山区的鄞州和奉化的一些山区乡镇。在鄞州和余姚交界地带，一队有10多辆轿车的车队往山下开去。线人介绍说，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山上聚赌，然后在山里人家过夜，今天往回赶。

　　带路的线人，曾经为赌博团体打杂，但是自从看到队里的几位老板因为赌博而家庭破裂甚至倾家荡产后，他决定不再做这种事情了。“组织赌博的头儿几次挽留，我都没留下。”

　　对于老板们为什么喜欢到十分偏远的山区和海岛来赌博，他解释说，因为这种地方哪怕有人举报，警察赶到现场至少也要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走。另外，他们常会到那些两县市的交界地带，一方的公安机关来查，他们就逃到邻县。在慈溪、余姚、鄞州甚至宁波市区的一些富豪，他们最喜欢的赌博场地就是四明山，因为四明山莽莽上百公里都是山区，号称是宁波的“青藏高原”。

　　“赌博和吸毒没什么两样”

　　许亦明(化名)是一位萧山富豪，采访他费尽周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两次登门拜访，却都没有见到本人。四次拨通了他的手机，但每次不是无人接听就是不在服务区。 4月1日下午，当记者几乎放弃联系时，意外接到了许亦明的电话，电话中，许的声音很沙哑，他表示愿意见一面。但到傍晚时，他又以太忙为由，拒绝见面。晚上9点半，他又打电话来，表示愿意好好单独谈谈。

　　这位富豪的反复无常也许跟他目前的处境有关。他曾经身价千万，因为赌博输光了所有家产，还欠债超过百万。老婆和儿子多次表示要离开他。从一位在地方上风光一时的富豪，沦为人人白眼相向的败家子，其中落差可想而知。

　　4月1日晚上9点半，许亦明如约来到西湖边的一座茶楼，一身邋遢的皮衣已经看不出富豪当年的风采。

　　许亦明学会赌博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还是乡里最早的几个百万富翁。刚开始学会赌博就感受到了赌博的无穷乐趣。“当时的赌博形式很简单，要么是麻将，要么是5张牌的梭哈，那会儿还只是一种娱乐。尽管一起玩牌的都是开厂的企业家，但赌博的金额一般都在2000元以内。”

　　转折是在1996年，香港即将回归，港澳游十分流行。他和当地乡镇上几个企业家一起，第一次来到了香港，顺便也游玩了澳门的赌场。那次许亦明运气不错，一共赢了5万多元，从此就欲罢不能。

　　“我开始坚信自己运气好，赌术好，连在澳门赌场都能赢钱，在萧山本地就更不在话下了。”从1997年初到2000年初，三年时间里，许亦明大概赢了200万元左右。但是，他办的企业基本上没多大发展，1997年别人和他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到了2001年年利润达到了500万，而他的企业还在百万左右徘徊。

　　2002年的一场大赌让许亦明彻底失去了理智。“当时我在杭州认识了几个老板，他们说海宁有个宾馆玩牌很爽快，而且很安全。”在这些朋友的介绍下，2002年4月的一天，他在那儿输掉了300万。接下去就一发不可收，一共输掉了1100多万。”

　　从1998年企业发展停滞开始，许亦明就知道继续赌博肯定不行，“我至少发誓了几十次，准备戒赌。家里人、生意上的伙伴也劝我罢手。但是，一空下来，脑子里就都是牌。有时候和人谈生意时，脑子也在想着一副好牌。” 2002年输掉300万后，许亦明心态彻底失衡了，一心想着把300万赢回来。但是，接下去的两年多里，他不但输掉了所有的现金和存款，还把企业也卖掉了。

　　“我自己的感觉，赌博和吸毒没什么两样，都有心瘾。” 许亦明说，“赌徒哪怕是被公安抓进去，都治不了他们的赌瘾。所以我很希望，国家能举办像戒毒所那样的戒赌所，让心理医生给赌徒心理辅导，让我们回到正道。”

　　赌博缘于精神生活单调

　　赌博会导致家庭破裂、事业破产甚至发生恶性案件。富豪赌博和常人不同的是，富豪一般都拥有数以百万、千万甚至亿计的家产，所以富豪赌博的危害也超过普通人。

　　根据浙江媒体报道，余姚的一个乡镇，因为赌风严重，2004年，至少有6名企业家为了躲避债主而选择离家出走，属下的企业也被迫转卖给别人，不少工人失业，还拿不到工资。

　　因为标会体系崩溃，而引起局部社会动荡，导致了200多起民事官司的溪口标会案，导火线也是赌博。

　　“如果没有赌场，标会不至于这么快倒掉”。根据溪口当地人介绍，所有的“赌头”，后面都跟着一些会头。“会头”给“赌头”提供资金，希望他赢钱，以便支付许诺给“会脚”们的高额利息。还有一些“会头”或“会脚”本身就是赌徒，或者在赌场中放高利贷。

　　疯狂的赌徒输光了钱，无法偿还“会头”的高利贷，于是，“在大规模的‘会套会’下，支付链和信任链断裂，就发生‘倒会’风波。”

　　温州永嘉的马老板是一家小型鞋革企业的老板，主要是为温州当地大品牌的企业做加工。他说，富豪好赌主要是因为喜欢冒险。

　　“这两年温州老板之间流行一种叫‘温州双扣’的赌博游戏。双扣其实是源自杭州小市民中的纸牌游戏，他们的规则，哪怕是用来赌博，也很温和。比如500元为底局的游戏，3小时的牌局，输赢一般会在2万以内，对许多老板来说是小游戏。但是，到了温州老板的牌桌上后，赌博规则一经修改，这种赌博方法就变得很暴烈，同样是500元为底局的游戏，一把牌最高可能就有10万元的输赢，玩半天常常是几十万上下。所以说，我自己感觉是，无论是温州的老板，还是其他地方的老板，包括我自己，赌博纯粹是为了冒险，为了刺激。”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任教的李华芳也认为，企业家确实喜欢冒险行为，赌博就是一种冒险。他同时指出，中国富豪好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富豪赌博集中在中老年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往往资金比较充裕，投资渠道较少，有些人把赌博当成了投资项目的一种。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李华芳认为，中国目前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文化素质比较低，精神享受比较少，于是赌博成了他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和精神享受。

　　萧山因赌博而破产的许亦明也谈到，老板们赌博主要是因为无聊。每到年关、节庆，圈子里的人肯定会聚会，没什么其他爱好，那就只能玩玩牌或麻将。 “其实，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企业家，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和普通的农民与小市民区别并不大，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老板。”

　　“中国人很多都喜欢赌博，富豪因为钱多，有钱赌，容易赌得大。” 温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津龙说。他认为，赌博对富豪的直接影响，就是令他们的企业衰败。企业家在这方面是否自律十分重要。《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杭州、宁波、温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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