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发现侵华日寇随军画家所绘海军作战记录

　　一本重要的日本侵华铁证虎口脱险，流落民间。

　　两兄弟呕心5年，据此创作出14幅巨型国画。

　　一场凝聚民族正义感的激情展出预定在抗战60周年——

　　4月19日，重庆，一套普通的民宅里，市民邹延澄十分神秘地从内间卧室给记者捧出那件他精心收藏多年的“宝贝”：一本用桌布包裹着、纸质发黄得快要褪色的画册。

　　画册的边角磨损不堪，封皮已经不在。翻看内页的总目录可以得知，此书的全称为《海军作战记录画——卷一》，由当时随军日本画家所作，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原书应为系列画册。此册选入的110幅作品，全部是侵华战争的写实画面。

　　对比总目录，记者发现，除了封皮以外，由日本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海军大臣海军大将屿田繁太郎、“台湾总督”海军大将长谷川清亲笔题词的前面三页均已遗失。

　　而可以看到的始页，就是当时排名第四位的日本海军大将、盐泽幸一的亲笔题词。

　　贵重画册虎口脱险

　　自从60年前被偶然发现以来，那本记录着侵华日军暴行的画册便一直被邹家兄弟珍藏着。

　　1966年，文革如火如荼。邹延澄的哥哥邹延白是红卫兵一员，四处抄家。有一次，抄到一个原国民党老将军家，将他家里凡是属于奢侈品的古玩、字画，甚至结婚照等“封、资、修”的东西全部堆在院子里焚烧。眼看着许多“奢侈品”熔入火堆，眼泪汪汪的老将军偷偷将邹延白拉到一旁跟他说，什么都可以烧，但里面有一本书是不能烧的，那是他以前与日军会战时缴获到的战利品，是一本相当重要的日本侵华铁证，意义非同小可，那上面记载着日军侵华的种种场面，这本画册如果能够保留，一定有用。

　　邹延白立即找了根木棍在火堆里搅，果真找到那本画册。从画册的扉页上还可以看到，有一行毛笔字，写道：“法西斯主义”。

　　老人告诉邹延白，那上面的毛笔字，是他看了画册气愤之余写在上面的。邹延白将画册塞进书包带回家后，一直收藏至今。

　　但那位国民党老将军究竟何许人？据邹延白回忆，由于年代久远，他也记不清名字了。而且，记者追问当时抄家的具体方位时，他说因为“每天都在抄家，有时候一天最多要抄上10家，实在是记不大清楚了，只晓得大概方位是在曾家岩、大礼堂或学田湾一带。”

　　多年后，弟弟邹延澄成了著名的艺术建筑设计高手、雕塑艺术专家、巴渝文化研究专家。

　　从1985年开始，邹延澄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日军侵华的资料。

　　1998年：　邹氏兄弟联手作画

　　“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哥哥藏有这样一本画册。”邹延澄回忆道。1997年，邹延白在成都的家中被盗，为安全起见，他将这本抄家时得到的画册交给邹延澄代为保管，他才知道自己哥哥手上居然有这样一件宝贝。当时，看了画册后激动的邹延澄，将自己一直搜集日军侵华资料缘由、以及计划根据画册所表现的内容创作巨幅国画“侵华日军暴行图”的意图给哥哥和盘托出，两兄弟一拍即合。

　　邹延白1978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是四川美术协会的会员。分工合作时，他偏重于整图与细节的构思；邹延澄则着手搜集更多的资料。在风格问题上，两兄弟的意见也达成一致。

　　“我们选择了写实的风格，”邹延澄说，“创作这样的国画，惟有写实才能达到震撼的效果。”

　　从1998年到2002年，邹氏兄弟耗费5年时间，终于完成了14幅长2.40米×1.22米的系列“侵华日军暴行图”。

　　2001年　　第一次预演

　　2001年4月，邹延澄请来人民路中学初一班级的孩子们，尝试在办公室做一次预热性的画展。孩子们来的时候，就像是春游那样轻松欢快，有的拿着羊肉串、有的带着巧克力和饼干。但是见到墙壁上的国画展览之后，他们再也吃不下了，全部把零食扔进了垃圾桶。

　　邹延澄说，“那次画展结束后，人民路中学初一班级的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参观回去，孩子们几乎是自发地写了观后感。”

　　邹延澄从身后的一个黑色的文件夹里抽出几页信笺纸，递到记者的手上，“我要了几份，作为收藏。”

　　记者看到，一个署名为冯涛的初一学生在作文的末尾这样写到：“忘记过去的屈辱历史，就等于对那些遭受不幸者的第二次屠杀！”

　　2002年，邹延澄在磁器口租赁了一间门面，将14幅画作在门店里展出。当时约有5000人次参观了此次展览。

　　一位叫吉泉明的日本老兵参观了邹延澄的画展后，在邹延澄的留言簿上写下这样一行：恶军国主义。

　　募集13万　举办画展

　　据透露，邹延澄寻找赞助资金为13万元。为什么是13万元？邹延澄说，13万元只是预估的画展成本：A.将原作电脑写真放大，需4万元左右；B.租用展架和展板，需2万元左右；C.租用场地、灯光布置、广告宣传4万左右；D.印制宣传资料、门票、差旅费用3万左右。

　　因为有过画展的经验，邹延澄不敢再随意展出原作。“主要是人为的损坏，”邹延澄说，“有些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往往抑制不住情绪，用手中的硬物击打画面上的日军，这种伤害是很致命的；就算是气候也会对画作的质量有所影响，国画的缺点就在这里。”

　　据悉，目前邹延澄得到的惟一一笔赞助，是退休老教师刘有权提供的1000元。刘有权向记者表示，如果实在找不到赞助，他愿意将自己的13万元养老保险金借给邹延澄。

　　不过，邹延澄却表示，自己不敢轻易接受这份“棺材本”。因为画展能否收回投资，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坦承，目前根本拿不到政府批文，即使私自展览，但缺少了学校和厂矿等主要市场，别说赚钱，能不能收回成本都难说。

　　画册拟寄给小泉首相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和邹延澄有一段对话。

　　信报记者：选择在抗战60周年之际展出“侵华日军暴行图”系列。你是否利用时势为自己进行炒作？

　　邹延澄：“2002年我在磁器口举办画展，也有人这么说。实际上我从20年前就开始搞这个事情，”邹延澄朝记者伸出两个指头“而且你想，2块钱！2块钱的门票，连房租和工资都付不出来，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信报记者：创作国画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得失？

　　邹延澄：“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利益，整整5年，我们两兄弟没再接一个工程。为画画我得了一身病，2002年8月，突发性脾脏出血、吐血。总共接到12次病危通知……还好，总算活了过来。”

　　信报记者：画画给你的生活带来这么多不幸和麻烦，你还要坚持？而且，这个事情也许根本不会成功，甚至会亏损？

　　邹延澄：“这一切都是冒险，当然，更不能排除亏损的可能。今年是抗战60周年，假如找不到资金赞助，砸锅卖铁我也要办成这场画展……”沉默片刻后，邹延澄说，“要是亏损，就从其他方式来找钱贴补。”

　　信报记者：能否从艺术的角度，就画作本身自我评说？

　　邹延澄：艺术难度很大。国画不同于油画，油画可以反复地斟酌、修改；可国画不能，下笔得稳，即便是错一笔，整图都得作废。也许这个就能说明水平。而且我们的画作，每一幅都是大场面。画面里人数之多，可以说在国内创下了先例，我们自己都数不清。

　　信报记者：作为非专业画家，你期待自己画展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你的愿望？

　　邹延澄：这是个错误的观念，好像只有学院派才是专业？尽管我学的专业是雕塑，但是我做这个20年时间，可以说我比所谓的学院派更加专业。至于期望画展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是那句，唤醒国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此外，如果画册能顺利出版，我会将这本《侵华日军暴行图》的画册第一个寄给小泉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