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青
有人说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近日访华毫无作用，我不赞同。有哪些作用呢？在此试谈几点。
作用之一，近期日本方面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引起中国人民的强
烈不满，对此，日本外相在访华期间有了切身感受。此次日本外相访华，是历年中日外长互访机制的既定安排，但这次取消了中国总理接见的例行日程，这对于日本外相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此是感受之一。李肇星外长、唐家璇国务委员先后会见日本外相，分析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阐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强调改善关系的重要，既坚持原则，又体现诚意，此是感受之二。日本外相访华期间，还视察了日本驻华机构，与在北京的日本经贸界人士进行了座谈，从多个侧面直接了解了中日关系的现状，此是感受之三。
作用之二，日本外相访问按原计划进行，表明日本政府对于改善中日关系也有紧迫感。町村外相出发前，小泉首相对他说：“正是这样的时候才要去。”町村外相在与唐家璇国务委员的会见中表示：“我是抱着改善日中关系的愿望来中国访问的。”平心而论，此话并非是他故作姿态的外交辞令。说紧迫感，至少有三个因素。首先是日本国内舆论压力。最近无论是反对党还是传媒界，都对小泉内阁的外交工作提出质疑和批评，其中以《每日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最为简单明了，被调查者中认为小泉应该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上升到多数。其次是国际舆论压力。谴责和奉劝之声开始于韩国、中国和朝鲜等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继而扩大到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而又扩大到欧美国家和地区。例如，德国媒体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德国官方抱怨日本的言行影响“争常”的“捆绑方案”，又如美国的日裔众议员要求日本向中国道歉等等。
作用之三，中日两国外长对话机制正常运转，表明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保持通畅，为中日两国官方继续保持接触和对话奠定了基础。中日两国外长都要出席即将在印尼举行的亚非首脑会议，5月份两国外长都要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亚欧外长会议，届时还可根据需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协商。引人注意的是，町村外相还提议在印尼亚非首脑会议期间日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会谈。近日，小泉首相本人也发表谈话表示希望与胡锦涛主席在印尼会晤。如，18日小泉在首相官邸对日本记者说：“会谈最好不相互指责。在考虑将来友好的同时，应该就怎样增进友好关系进行向前看的会谈。”沟通总比隔绝好，对话总比对抗好，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日关系。去年11月，在智利举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小泉首相时一语道破：“当前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对小泉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由此至今，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提出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中日高层互访等建议。由此可见，中日两国高层对话和互访的阻力并不在中国方面。
由以上分析可见，日本外相访华并非毫无作用。但是，如果说日本外相访华的作用有多么多么的大，也有言过其实之嫌。化解中日政治关系困局不可能一蹴而就，主要原因：一是，影响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问题多、难度大，例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领海问题，有的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的是涉及国家利益的，有的是关系民众感情的，解决起来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智慧。
其二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发展中日关系的问题上态度存在温差。对于改善中日关系，中国领导人着眼于长远和大局，提出的原则多，建议多，表现出信念坚定、富有诚意。相比之下，小泉首相通常只在两国领导人会见之前发表一些姿态性的谈话，不像其前任中曾根、桥本、小渊等人那样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原则和建议，更不像其“政坛恩师”福田赳夫前首相那样有政治决断力，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共同为中日关系留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那样的历史大作。如果小泉首相带头对改善中日关系增加热情，认真为发展中日关系建言献策，不再做往伤口上撒盐的事情，那么中日政治关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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