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批评和反批评是令人惬意的事！

　　——就后现代与科学论题答王治河先生李醒民

　　王治河先生2005年3月30日在《中华读书报》第13版发表文章《后现代是一个机会———致李醒民先生的一封信》，回应我的批评文章《不必向后现代思潮“臣服”》（《中华读书报》2005年3月16日第14版）。我衷心欢迎王先生的反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气氛对促进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推动学术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尽管王先生在文章

中讲了诸多中肯意见，但是还有一些看法我未敢苟同。加之王先生在文末表示不愿看到讨论“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也不妨顺水推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鉴于王先生未就我主要批评的两个具体问题提出异议，而是把矛头指向对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看法，因此我也拟基于我“略知一二”的后现代科学观或科学思潮———自然属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列———围绕后现代与科学的论题展开辩驳，顺便涉及一些相关问题。

　　我完全赞同王先生的意见，不能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线性的”即“时代化”的理解。事实上，我在去年写的一篇文稿中就有这样的话：“‘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时间性的划分，毋宁说是思想倾向或态度方面的区别。”我在被批评的文章中对二者的划分，正是主要从固有立场和基本观点着眼的，当然时代或时间也是一个参考维度，否则的话，我们岂不是要给古希腊和中世纪那些具有后现代思想因素（诸如非理性主义、反实在论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戴上后现代主义的帽子？在科学哲学中，我是这样划分的：逻辑经验论被视为现代科学哲学；作为其思想先驱的，以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为代表的批判学派是“前”现代科学哲学；经过波普尔、库恩的过渡，196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哲学思想潮流则属于后现代科学哲学。不用说这是从时间维度考虑的，自然是一种见仁见智的看法。但是，这种划分主要还是基于它们的固有立场和基本观点。逻辑经验论持有明显的所谓现代主义思想，带有比较强烈的贬义的科学主义色彩。批判学派在坚持传统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合理内核前提下，又冲淡了其实在观、真理观、科学观———如把实体实在冲淡为关系实在，把理论与事实符合的真理标准冲淡为主体间性标准，把经验证实冲淡为整体论的不充分决定，把科学理论一贯正确冲淡为理论暂定等等。后现代科学哲学则在诸多方面与现代科学哲学有云泥之别。在《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意向》中，我是这样粗略概括二者的差异的：“现代科学哲学的核心思想强调科学的经验基础、理性品格、客观特征，并主张科学主义（中性的和贬义的），而后现代恰恰与之针锋相对：消解经验、告别理性、抹杀客观、反科学主义。”

　　逻辑经验论继承和发展了批判学派尤其是马赫的思想遗产———彻底的经验论原则、反形而上学立场、统一科学目标、人道主义情怀———的同时，也忽视或无视其思想先驱的某些后现代思想要素，诸如广阔的研究视野、批判和历史的风格、自然主义和进化认识论的进路、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意识等等。正因为逻辑经验论相形之下显得胸怀狭窄和眼力迟钝，我才批评其是“理智萎缩的哲学盲人”。这一批评丝毫没有抹杀其历史功绩的意思（逻辑经验论在哲学史中的地位是不容否定也无法否定的），也没有大不敬的动机，而只是一种形象化的善意批评而已。与此完全类似，我之所以批评后现代主义是“意志膨胀的哲学狂人”，是因为其“尽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批判学派那里汲取了营养和灵感，但是他们却把批判学派超越时代的睿智恣意强化和夸大，乃至把它们推到极端，从而使生动鲜活的思想变成荒诞不经的呓语。”至于我批评后现代主义科学思潮“好走极端，往往故做惊人之笔”，这本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其言论可谓俯拾即是），并不是我“依然没有摆脱”“妖魔化后现代主义的大合唱”的“影响”。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我批评后现代主义在思想上好走极端，并没有隐含否定那些“主义者”的为人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意思。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大加抨击现代主义思想，并不意味现代主义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人格低下一样。思想见解的是非正误和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优劣好像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对等关系。思想激进乃至极端的人完全可能是大好人，思想有意义而其人品不敢让人恭维者也并非罕见。

　　王先生反问道：“为什么不能说爱因斯坦的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很有可能是他后现代思想的产物呢？”他还搬出格里芬的断言———格里芬“索性称”爱因斯坦为“‘后现代世界观’的奠基者之一”———锦上添花。由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类似的册封或加冕。从1930年代爱因斯坦首次被册封为逻辑经验论的圣徒，到1960年代实在论的重新勃兴时期又被加冕为实在论的早期斗士，此后类似的举动一直绵延不绝。例如，波普尔把爱因斯坦描绘成批判理性论者和证伪主义者，费耶阿本德则视其为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者。近些年，法因宣称爱因斯坦的哲学是动机实在论，接近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并让爱因斯坦乘上他的自然本体论的方舟。霍华德则把以整体论和约定论的不充分决定论的变种，看作是爱因斯坦成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要素。N.麦克斯韦则把爱因斯坦划入他所杜撰的目标取向的经验论的范畴，并认为相对论就是按此模式发现的。这些论断像格里芬和王先生的论断一样，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都有瞎子摸象之嫌。其原因在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并不是由单一的要素组成的，它是由温和经验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科学理性论、纲领实在论五种要素构成的独特而绝妙的多元张力哲学，是批判学派科学哲学思想的集大成和发扬光大。在这个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哲学统一体中，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要素相互限定、珠联璧合，彼此砥砺、相得益彰，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必要的张力”，从而显得磊落迭荡、气象万千。那些把爱因斯坦强行拉入自己思想阵营的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想利用爱因斯坦，把爱因斯坦挂在自己的旗杆上，作为反对别人或其他思想流派的战斗旗帜。其实，真实的爱因斯坦从时代上讲、更重要的从思想实质上讲，是归属于现代之列的，不能算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至多只是其思想先驱而已。假如爱因斯坦果真能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死而复活的话，当他看到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那些“高超的”极端言论时，他肯定会瞠目结舌、呆若木鸡的。同样地，我们也无法把爱因斯坦强行纳入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硬说他的“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很有可能是他后现代思想的产物”。据我研究，引导爱因斯坦发现（按照爱因斯坦的看法，确切地讲应该是“发明”）相对论的哲学思想（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的锐利武器，理性论的实在论是立新的坚实基础，经验约定论是构筑新理论框架的有力工具）和科学方法论（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形象思维）虽然不乏后现代的因素，但大半还是属于现代思想范畴的，是爱因斯坦对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到批判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谈到后现代与科学的关系，我也不完全同意王先生的一些见解。现代科学的确业已形成“强势中轴地位”，但是并不等同于“科学的霸权业已建立”。这就好像一个大国国力强盛，在世界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不一定非得称霸一样。我不认为现在科学在知识领域或学科共同体内———更不必说在社会上了———业已称王称霸，乃至如王先生所言“霸气十足”，尽管它相对要强大得多。与通俗文化相比，科学文化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与政治文化相比，科学文化显得“万言不值一杯水”；与经济文化相比，科学文化显得“远水难解即时渴”；与对流行歌星和时髦影星的狂热崇拜相比，世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关注和热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不过，话说回来，科学在严肃文化乃至社会中的强势中轴地位———这种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科学的副产品或衍生物即技术决定的，当然也与科学的实证和理性品格密切相关———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当然是有理由的。黑格尔不是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有理由的”么？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世纪的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包括自然哲学）都曾先后一度处于强势中轴地位，20世纪的科学也是如此。但是除了宗教或许一度称霸之外，其他时代的强势学科或部门恐怕都不能说建立了霸权，因为其他学科或部门也有所发展，并未受到绝对排斥。在中世纪，可谓宗教和神学的一统天下，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中世纪是“黑暗的世纪”，因为就连与宗教有些不甚相容的科学也在执拗而愚拙地顽强生长，更不必说艺术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虽然“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是其他非强势的文体也不是同时生存着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必要对今日科学的强势中轴地位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千方百计地去解构它。对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要给予必要的扶持，但是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总之，对于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而非人为地“大树特树”的权威，只能因势利导，强行削高就低是万万使不得的。况且，科学当今的地位和权威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劳永逸，说不定再过若干年，它的地位和权威会被其他东西置换，就像历史上有关学科或部门此起彼伏、消长盈虚一样。

　　像“捅破科学万能论的气球”、“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不是后现代主义的首创和独有功劳一样，“开放的心态”、“对划一性思维方式的大规模的批判”、“对一种鼓励历险的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的倡导”（引文均为王先生语）也是如此。19世纪末的批判学派、20世纪初的爱因斯坦已经明确宣示并身体力行这一切了。我在关于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和爱因斯坦的十余部专著和新近发表的《爱因斯坦：伟大的人文的科学主义者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者》（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有详尽的论述，此处不拟赘述。我只想引用爱因斯坦的两段话，以期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深思。一段话是：“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另一段话是：“改善世界的根本并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因此我认为，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做到的。你也许明明知道抽烟有害于你的健康，但却仍是一个瘾君子。这同样适用于一切毒害生活的邪恶冲动。我无须强调我对任何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努力都抱着敬意和赞赏之情，但我并不认为，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失可以用纯粹智力的努力加以补偿。”

　　要消除两种文化的分裂以及科学人与人文人的对立，最根本的是，要从我们的各级教育入手。在现有的双方人员中，还有消除各自的“自负与偏见”（参见我在《学习时报》2005年2月28日发表的《消除两种“自负与偏见”》一文）以及相互学习和补课的问题。王先生强调科学人应该如何如何，我是同意的。但是，人文人要像李比西所说、恩格斯所做的那样彻底地“脱毛”，恐怕任务更为繁重和艰难。不是么，与19和20世纪之交相比，当代的哲人科学家虽然少了些，但是毕竟还有一点，而像达芬奇、笛卡儿、康德这样的科学人文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原因何在？谁都不难猜到。要知道，哲人科学家和科学人文家可是引领人们走向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汇流和整合的精神向导啊。因此，我在呼吁科学人贴近人文、拥抱人文的同时，也吁请人文人“脱毛”。人文人倘若没有艰苦的“脱毛”过程，就难以把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真谛，无法领悟科学的人文意蕴和形而上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不慨叹“科学，要说爱你不容易”才怪呢！在这种语境中，对科学的批判便很容易堕入封建贵族式的新浪漫主义批判，或者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流氓无产者化的迪斯尼漫画乃至妖魔化涂鸦。

　　最后，我想就王先生有意或无意暗示的“优先权”———王先生文中有言：“我曾在汉语‘夜郎自大’的基础上造了一个英文概念‘Yelangism’（夜郎主义）”———问题再口罗嗦几句。毫无疑问，王先生的提示是由于我在拙文中使用“夜郎主义（yelangism）”一词引发的。我与王先生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不过我买过他撰写和主编的两本书《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第2版）和《后现代主义辞典》。关于前者，我去年某个时候浏览过一遍，感觉写得不错；至于后者，我只是查阅过三几个条目，至今并未翻阅。我不知道王先生在何时、何处使用“Yelangism（夜郎主义）”的。至于我，是在2002年2月19日为我主编的《科学文化随笔丛书》写总序期间杜撰出“井蛙主义（wellfrogism）”和“夜郎主义（yelangism）”的，并在2002年9月10日撰写的论文《现代科学革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提交给“全国当代科技革命与哲学创新学术研讨会”，当时在发起单位之一的浙江大学网站发表）中又再次使用。我们不是“英雄”，所以我不敢贸然说“英雄所见略同”。对此的恰当解释，也许用得着唐人李商隐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或者，马赫的一个重要见解也深中肯綮———思想“几乎朝着一个地点会聚”是“一般文化发展的产物”。不知王先生以为然否？

　　写到此处，我似乎聆听到心灵的呼唤：自由的批评和反批评是令人惬意的事！好了，那就让我用它作为本文的标题吧。（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