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荣林
才华横溢的陈逸飞走了，走得那么仓促。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时说过，死之不幸主要不是对于死者，而是对于生者。这种不幸驱使人们重新评估和认知生命的价值，以及考量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有限生命资源的配置效率。
生命的真正价值在于延续，而非在于拥有。名人在世时的成果有二：一是作品，二是弟子，前者作为有形成果，是有限的，后者则作为无形成果，是无限的。两者中作为继承“标的物”的则主要是有形成果，即遗作及其货币收入。但作为名人的遗作只是其遗产一部分，可称之为终端产品遗产。例如作家的著述出版后进入了社会和公共图书馆，其版权属于遗产，画家已出售的画，已为社会收藏，未出售的画，则是一种终端产品的遗产。名家终端产品遗产的继承，根据继承法有关规定，属于与名家相关的小圈子内的权利。这里探讨的是名家另一部分更为重要的遗产，即过程产品，它的继承权是属于全社会的，诸如作家的手稿、笔记；绘画艺术家的构思草图、素描小稿等。名家的过程产品遗产通常无法进入市场，又无法进入社会公共图书馆收藏，往往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而不断散失。前年在上海“两会”上，我曾建言筹建“上海名人图书馆”，案由是鉴于上海问世于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家先后相继谢世，诞生于大革命时期的一批学术泰斗也年已老迈。他们离去时，带走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先知者的光芒，却留下了记录他们人生轨迹的珍贵史料。陈逸飞英年早逝，虽不在上述两类智者之中，但其过程产品遗产之价值，也足以成为社会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珍藏和研究。为此，有关部门明智的话，应将位于泰康路上的“陈逸飞工作室”适时改为“陈逸飞研究室”。
生命的活力在于对称，而非在于透支。人过知命之年，一系列不对称性不期而至。已故非洲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有一句名言，说是“世界上要做的事情何其之多，而能做成的事情又是何其之少”。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境是有成就中年知识分子的常态，是人事不对称性的典型体现。人们必须客观地、科学地、理性地对待这种不对称，“知命”的涵义是：抗命不如认命，玩命不如惜命。最近，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教授重新解读了“轻伤不下火线”的传统道德观。他认为，为了更有效地上火线，“轻伤必须下火线”。中年骨干知识分子面临着三大不对称，需要加以协调。一是生理能力与心理能力不对称。中年学者思想、学术进入了人生鼎盛的成熟期，一般说来心理状态更趋稳健、聪慧、老练，抗波动心态好，敢于接受挑战性的事业。但中年人的脏器则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体质适应高强度、大负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正如一位画家对陈逸飞超负荷多重角色的评价：“一个轻量级的拳击手偏偏要做泰森。”事业上的强势，使陈逸飞已呈骑虎，其结局必然加剧生理能力与心理能力的背离；二是应酬压力与消受能力不对称。凭一般规律推测，像陈逸飞这样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可能少不了各种应酬，尽管据说他平素烟酒不沾。但那种缺乏规律的生活，苦乐不均的饮食，只能适应于而立之年的青年人，对于知命之年甚至于杖乡之年者，则无疑是一种摧残。三是来日无多与事业未竟之间不对称。在陈逸飞独特的视觉艺术天地里，其事业的辉煌才头角初露，可谓方兴未艾，但事业无限，人生却有限。欲在人生苦短的暮年前后完成未竟的事业，必将使自己陷入每天追星赶月的玩命之中。在传统的价值观主宰舆论的年代里，人们赞美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而在理性思考的年月里，人们开始将之视作对事业、对社会、对人生的轻率，人们之所以为名人而骄傲，那是因为他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生命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于虚拟整合，而不在垂直整合。大艺术的视角使陈逸飞的才华进入了多重天地：绘画、服饰、杂志和电影艺术。但是，人的生命资源是有限的，个人单枪匹马更是捉襟见肘。首先，专家的领域是有边界的。大发明家爱迪生终身有关电的专利达数千项，但其对电的运用范围判断却令人不敢恭维，原因就在于专家有着边界局限，一旦过“界”专家往往还不及常人。当艺术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时，必然会脱离艺术视觉的边界，渗透到市场判断、经营决策和财务管理等全新的领域之中，它不仅分散了专家的精力，而且又由于感觉领域与视觉领域的差异性，必然会导致事倍功半、劳神费力。其次，管理是有幅度的。在管理幅度规律的作用下，陈逸飞面对分散的、多头的、有市场差异的经营领地，必然会顾此失彼，个中辛苦只有本人知晓。再次，资源配置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作为一位艺术大师，应当将自己生命资源的优势部分继续强化配置，其他非优势部分可以外包给协作伙伴或机构去完成，以构建视觉艺术生产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诸如形成自己的经纪人队伍、中介力量和市场平台。(作者系上海市科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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